再寻根：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

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1980年代那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在新世纪已面临困境。少数族群书写回到地缘与文化上的边缘地带,却发现“根”已流失;他们反抗现代性普遍经验对少数族群的规约,但抵抗式写作却可能伤害叙事的复杂性;而主流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在少数族群书写中也都存在洞见与盲视。     

被压抑的主体：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女性主体在中国文学书写中一直被不同因素所压抑,在寻根文学中,寻根作家表现出追寻自我确证与建构文化中国的需求,女性书写于是被整合进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书写中。寻根作家复活了民族文化中的边缘声音：地方、乡土、民俗等因素,却忽视了被压抑的性别他者——女性主体的声音。女性作为结构因素、驱逐因素、文化因素被写进寻根文学的父系叙事文本之中,完成寻根作家渴求追寻文化记忆、追求民族文化世界认可的内在需求。在重构文化中国主体时,寻根文学鲜明地体现着父系叙事特征,而其中的女性主体则处于西方、民族、性别的三重压迫之下,被迫失语。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家园意识与文学想象——当代回族作家石舒清长篇小说《底片》的空间化写作特征

石舒清的长篇小说《底片》,以一系列经典小短篇构成一个回忆与想象的文学空间,借由记忆空间的文学再现和乡土空间的诗意书写,用记忆中的旧事物反衬、预示和象征生存空间的转移和变迁,建构起一个淳朴乡土意味浓重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根源性确认,对现代人社会生活家园意识的唤醒。地理、空间、文化和文学的结合,是他写作的广阔语境,也是他在现实中寻梦和实现梦境的园地,更是一个作家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身份的彰显和标示。     

侗族“款”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发掘构想——以贵州三穗款场为中心

［摘要］在北部侗族地区,随着鼓楼、花桥、侗族大歌等侗族标志性符号的丧失,人们逐渐失去了族群记忆的文化依托。三穗款场是整个侗族地区唯一明确以“款场”作为地名的的乡村集镇,承载着侗族北部地区侗人对款文化的全部记忆。以三穗款场为中心,建立“款文化空间区”,对款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深入发掘与保护,必然会推动侗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唤醒北部侗族地区日益淡漠的族群认同意识,从而促进地区文化与经济的共生与共荣。     

民族文学的表达视角与方式——民族作家的身份定位

作家首先是表达生命的感觉的。但对于民族作家而言,族群的表达者,这注定是民族作家的使命与责任。在族群的表达者或者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民族作家往往注重的是族群的表达,而忽略表达生命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一种悖离。民族作家应该重新思考族群的表达者与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的关系。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书写疗愈对比探究 ——以福克纳和赵健秀的作品为例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性和群体的身份属性又赋予南方人和华人自身创伤的特殊性,使两者有较强的对比.福克纳与赵健秀分属美国两个不同族群的作家,书写"创伤"的创作立场大相径庭.因此,借用创伤理论探析二者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进而研究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创伤叙事中作家不同的书写立场产生的不同创伤修复效果,为寻求最佳的书写疗愈方式提供研究参考.     

论网络小说中农村题材的缺席

自新文学诞生以来,作为乡土记忆和改革载体的农村一直是作家自觉表现的对象,农村题材的小说也长久地占据纸质文学的重要位置。然而在网络小说里,农村题材却意外地缺席了。这与网络小说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无论是写作的主体、受众还是网络小说的传播机制都限制了农村题材的介入;网络小说的精神导向和传统农村题材书写惯性的差异也是写作者回避农村主题的重要原因。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鬼"文化想象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作家通过对乡村鬼文化风俗的书写,展现了其中蕴含的血泪悲剧,揭露了宗法社会暗藏的"鬼"影.这些又是和乡土作家的创作意图、身世背景等密切相关,乡土小说里的"鬼"文化逼视,体现出乡土作家"别样"的现实关怀,并且"启发"了后来的乡土小说的"鬼"的文学想象.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新世纪仡佬族作家小说创作论

仡佬族作家新世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值得我们关注。在十来年的小说创作中,仡佬族作家凭着对生命本真意识的有力把握,在文学艺术的形塑中尽力回归历史本源,汲取民间艺术营养,运用充满诗性的地域性语言书写人性的光辉,寻找一种独立自治的内省空间。仡佬族作家所取得的实绩标示着他们潜在的创作实力,同时,他们还须有一种超越的精神。     

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史诗作为一种韵文体神话作品在我国的许多族群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汉族有无史诗,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为族群的一种集体记忆, 史诗的形成与族群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族群记忆的多元化和以书写记忆为主的存储方式,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口头记忆的消解和重构是导致汉族族群未能形成史诗的主要原因.     

民族志视野与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研究

从民族志与文学融合的视野看,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是以汉族作家的跨地域行走、跨族群交往、跨文化体验为前提,以少数族群的历史、现实及地方性知识为描述对象的文化书写。它记录了不同地域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保存了某些即将陨落和消失的部族文化传统,部分真实地描摹和还原了转型期民族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而成为一种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具有当代民族志的性质和意义。汉族作家跨族文学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民族文化新格局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马金莲小说的悲悯情怀

马金莲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她用文字书写苦难生活,记录历史沧桑遗留下来的种种关于苦难的记忆。马金莲不刻意回避苦难,在冷静的书写中走近苦难,展示了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对希望的坚守和对死亡的思考。马金莲在同情与体恤中挖掘人们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生活信念,表达了对故乡西海固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悲悯情怀,体现了作家的赤子之情。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智能手机使用中彝族青年集体记忆的危机及对策研究

通过对10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中有关四川凉山彝族群体的报道文本分析,结合对凉山彝族青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主流媒体报道下的彝族群体形象与该群体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差异,而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生产着媒介记忆,发挥着重要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赋予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和身体操演的全新方式,使得他们在原有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新记忆,同时也遭遇着族群记忆离散、数字化遗忘和过度娱乐化等危机。由此提出生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作品,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路径,回归文化自信、重塑传统价值等建议,让彝族青年主动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缔造者,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繁荣。     

多重记忆书写——论谭恩美

记忆是一种回溯过去的心理形式,其在功能上显示为一种储存机制。而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它既是记忆的载体,又是记忆的场所。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对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她的作品中记忆元素贯穿始终。如果从记忆书写的角度去审视《接骨师之女》则会发掘出该作品多层次、多角度的多重记忆书写及其含义。     

俄苏文学对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影响

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生长环境极其险恶,但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发展非常迅速并且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这与东北作家们积极学习俄苏文学密不可分。一方面,东北作家大多自觉的以笔为枪,揭露日伪统治者的暴行,颂扬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情况下,表现斗争主题的俄苏革命文学就成为东北作家的学习榜样;另一方面,很多东北作家执著于对乡土的书写,这种乡土写作更多地吸收了俄苏经典文学的营养,既暴露了日伪统治下东北社会的黑暗,又展现了生活在凛冽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下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和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