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Discussion of Postnate Nature in Zhu Xi＇s Philosophy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使用和讨论。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其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宋明理学中"气质之性"的考察

宋明理学是一个学术传统,其所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术语,有着鲜明的特色."气质之性"在宋明儒学中是一个1突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北宋提出,后被朱熹特加表彰,以为极有功于圣学,之后的学者则对气质之性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即是气质的"性".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论陆世仪“气质性善”人性论思想

在复兴"朱学"的思潮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陆世仪不唯力推"朱学"的流衍,而且还改造和完善了"朱学",于人性论方面尤为突出。陆世仪立足于气质论性,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义理即在气质",义理是"气质中之合宜而有条理者","即恒处便是善","性兼理气";人与物之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学问",可以"变化气质",而"物不可以学问"。陆世仪实现了对程朱"义理、气质"人性二元论的系统改造,从而建立起"气质性善"人性一元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人性论思想。     

歌唱者主体气质的张扬

歌唱是演唱者主体气质的展现和张扬。歌唱者的主体气质在演唱中呈“个性状态”、“共性状态”、“趋同性状态”。在演唱实践中 ,这几种状态交相辉映 ,使歌唱充满生命的活力。本文从歌唱者主体气质的形成以及在演唱中的张扬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论“双性气质”对现代婚姻模式的影响及其培养

具有“双性气质”的男女更有可能选择或适应婚姻关系中双方满意度最高的平等分工型模式,即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及生育责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男女共同主外,共同主内”的现代婚姻模式。而双性气质的培养,要从社会政策层面、家庭和学校与大众传媒入手,形成有利于双性气质的社会文化环境。     

大学生气质性乐观、适应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采用气质性乐观问卷、大学生适应性问卷及生活满意度问卷,对37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大学生适应性在两者之间的作用.结果表明:(1)大学生适应性、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均处于中等水平上下,且整体上性别差异均不显著.(2)气质性乐观与大学生适应性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气质性悲观与两者均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适应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3)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和适应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气质性悲观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大学生适应性在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气质性乐观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既存在直接的影响,也以“个体定向适应”及“社会定向适应”为中介而产生间接影响.     

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知行问题是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讨论的问题涉及知行关系、致知与涵养、致知与主敬等方面。作为朱子重要门人和传人的陈淳,在知行关系上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知行相须”的观点,提出了致知力行“随时更迭,交进互发”的思想,而对“知先行后”论有所修正,同时,对“行重于知”则以“以行为主,知行一事”作了新的概括和拓展。在主体修养上,陈淳把主敬仍看作是与致知力行相始终的修养的重要内容。陈淳还对凸现儒学工夫与境界的“下学上达”作出了新的探索。     

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递相祖述复先谁——李退溪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

作为坚定的朱子学者,朝鲜大儒李退溪平生对朱子学说的疏通与卫护不遗余力,义利说就是其中一例。退溪对朱子义利说的疏通与卫护,缘于他与门人黄仲举就前代学者朴英《白鹿洞规解》所做的讨论。向来论者都没有发现,退溪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其文本实际上是朴英从叶采《近思录集解》当中抄录的一段话。这段被韩国学者视为“朱子曰”的文字系叶采综合朱子本人相关叙述以及陈淳《北溪字义》“义利”条等材料而成。从陈淳到李滉,从中国到韩国,朱子学经历了一个递相祖述的过程,朱子思想因而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其隐含的多种可能性也得以释放,最终超越了个人知识、地方性知识,而成为东亚近世的一种普遍价值。     

试析张载哲学人性一元论——兼评“人性二元论”的内在矛盾

张载是宋儒中人性理论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开创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研究的新阶段。许多学者把张载的人性论定性为二元论,这种定性存在着内在矛盾,不便于顺畅地理解张载哲学。从太虚与气的关系,从天地之性是本然,气质之性是实然,变化气质使实然的气质之性返本于天地之性的人性一元论的视角去理解它,就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从《无情的妖女》的“娇气”文风看济慈的男性气质焦虑

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美学”与“性别”形成了一种隐喻关系,这一点在浪漫派诗人济慈的诗作中有最鲜明的体现。济慈本人曾被认为缺少男性气概,而他的诗作也被指认为存在一种“娇气”文风,缺乏力量和魄力。从济慈诗作《无情的妖女》中的骑士入手,考察诗中呈现的三个空间、三种美学与三种男性气质的对应关系,分析济慈“娇气”文风与“消极感受力”创作之间的联系,并结合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揭示济慈的男性气质焦虑。     

少数民族女性气质塑造与民族文化

女性气质是指以女性为主体所反映出来的具有女性性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性别特点。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研究成果,性别气质更多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先天存在的。中国少数民族由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其女性气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变迁性、多元性等特点。少数民族女性气质的形成是与家庭、社会塑造分不开的,同时,少数民族女性气质塑造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     

正性清静,气质驳杂--论道教的人性论思想

在人性论上,道教对早期道家、黄老道家有着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同时道教又进一步向前推了道家的人性思想,发展出一套"正性清静,气质驳杂"的人性论,认为清静正性体现的是人性的普遍和一般状态,与理想化的"道"、"德"相联系,而落实到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由于气禀的原因,就不那么整齐划一了,故人的气质之性是驳杂不纯的,与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有了一定程度的差距,因而现实中的人性是善恶、智愚、贤不肖混杂.道教的人性论,为宋儒"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说的提出提供了思想资源.     

“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