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宗教”释意问题

中国古无“宗教”,“宗教”一词源于西方的现代宗教概念。“宗”,原本是尊祖庙,《说文》云:“宗,尊祖庙也。”“教”,原本是上行下效,乃教化之意,《说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与“教”连言者,自古只有礼教、政教。儒家学派形成之后,又有儒教,即以儒家学说为教。《史记·朱家传》云:“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晋书·宣帝纪》云:“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宗教”一词,是随佛教传入才有的。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之分派,合称“宗     

读藏杂识

佛典论“心”与刘勰论“心”刘勰在论及创作过程时,对于“心”的作用的认识颇有一些新内容。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受到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原道》篇“心生则言立,言立而文明”这个论断上。所谓“心生”云云,不是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观念,而是从佛教义学来的。这是对“心”的性质与功能的一种新认识。刘勰在讲到“心生而言立”之前,还谈到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还是儒家的语言。《易》“复”卦《彖》辞讲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把这个“心”解释为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及其变革

文化血脉是慈善伦理的根基。寻找当代中国慈善伦理发展的正确之道,必须研究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文化,把握其慈善伦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儒家慈善伦理以"仁爱"和性善论为基石、以"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为支撑,道家慈善伦理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基石、以善恶报应为支撑,佛教慈善伦理以慈悲为核心、以因缘业报说为支撑。尽管三家特点不同,但它们都融合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血脉中。21世纪的中国,慈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伦理观念、伦理关系和实践形式上加以变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     

帝王道统化理想与清初士大夫对经筵日讲的推进

经筵日讲是古代专为皇帝讲解经史、学习治国之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从皇太极时期起,清朝的汉官就屡有经筵之请。传统士大夫对经筵典礼的尊崇,与儒家文教精神的理想期许有关。大臣对于成就君德理想甚为急切,但直到顺治十二年才举行第一次经筵。潜心儒家经典的康熙帝很快被儒家士大夫誉为“道统与治统的合一”,实与清初对经筵日讲的重视分不开,但儒家士大夫所希望建立的“帝王师”的地位并未获得尊崇。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精神与价值

儒家三祭指祭祖先、祭圣贤及祭天地。唐君毅认为儒家的三祭可在现实中彻通幽明,打通生死之道。他看到当时恢复儒家的三祭礼可能性小,因此着重阐发了三祭的新宗教精神及宗教价值,并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从儒家的三祭礼谈其宗教精神,这实际上涉及儒家的宗教性。唐君毅认为儒家的确有宗教性质与功能,因此在今日中国文化发展中,不能只有儒家哲学,还应当有儒教。而要发展儒教,不仅需做思想上的工作,还要重建新的礼乐文化。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儒家非宗教论

近年采,宗教学界多有人将儒家认定为宗教;儒学圈内,也有人以儒教方式复兴儒家.本文简略分析孔子以来儒家存在之社会形态后指出,儒家从来不是宗教,而是文教.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认为,儒家之宗教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     

论同光之交的清流派

同光之交的“清流派”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产物,由一批敢于直言的士大夫组成。他们崇奉儒家治平之道,主张整改内政,有一定积极意义;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力主抗击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热忱;他们顺乎西学东渐的潮流,提出学习西方,举办洋务的主张,有的还参加了洋务实际活动。这是一个有别于顽固派、洋务派的政治派别。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儒教的家族观与后现代意义

对家族的研究历来以分析现象和把握实际状况为主。然而,这种研究模式很难准确地把握家族的正体性并揭示其方向性。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我们试图通过儒教的家族观确立家族的正体性以展望未来。儒家的全部实践伦理都是从家族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家族占据着儒教社会的中心地位。儒教的家族是“道德的共同体”,家族成员是“关系的自我”。因此,也可以在道德行为的实践和普及上获得儒教家族的存在意义。儒家非常重视家族成员所具有的“关系”意识,并将这种意识扩大到社会乃至国家。我们可以从儒教的这种家族观中看到克服人际关系的疏远化和形成积极的“关系性”人性的可能性。当然,在儒教的家族观中也还残存着传统时代消极的文化因素,适应现代社会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儒教家族观中的未来指向性的后现代理念价值还是值得充分关注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学

本文简述了佛教的起源和传入中国的过程,并介绍了佛教与中国儒教结合后产生了特有的流派禅宗。文章评述了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以及佛教文化对中国原有文化的相互作用。佛教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今天的人们需要批判地认识这一点。     

略论中国古代喜剧中的崇生主义

源于原始巫文化的崇生主义精神是中国传统喜剧的深层底蕴。这种精神先得到先秦儒家的理性认可，而同为原始巫术发展起来的道教则与崇生意识有更直接的联系；至于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之成为“人间佛教”也是顺应这股生命潜流的结果。这一切，都汇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普遍蒙泛喜剧因素：戏剧中喜剧成为最先成熟的样式，男女情爱题材、大团圆结局也缘此而多。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悲者德之邪”——道家与悲剧,中国古典戏曲悲剧观探源之三

对于中国古典悲剧所反映的世间苦难与人生悲情这一客体的认识,如果说儒家所持的观点是“悲由天命”,佛教所持的观点是“苦自业生”,那么,道家所持的观点则是“悲者德之邪”。     

我国中元习俗之现代价值及其利用

我国中元习俗源远流长。传统中元习俗中的国家祭厉礼仪与民间施孤习俗,蕴含着儒家的“仁孝”观念,以及对无辜夭折者的哀悼、缅怀、尊重与祝福等人文关怀的现代价值,对培养社会的仁爱之心及慈善风气,具有潜移默化的无形作用,与今天提导的“人文关怀”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应在加强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申报“非遗”、设置“国殇日”,善加利用。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哲学底蕴

“家”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图景与价值基础。西方哲学以不遗余力地异化“家”的姿态来奠定其核心价值观,“家”的身份在整个西方文明进程中是一个被不断工具化的概念。与之相对的中国传统儒教社会,以“不超越家庭伦理为人类永恒信仰之所在”的准则来建构其核心价值观——“家”哲学所阐发的信仰、仪则、思想与制度,既是“天理人情”这一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孵化基础。作为一种当然的存在,“家”哲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链条下,对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缔造家内秩序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贡献。“家”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护带,这种经验对于新时代民族精神与中国气质的培育和践行,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凸显“家”的哲学自信,提供了可参考的行动方案,这也正是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的新表达。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论倪瓒题画诗的冲淡之美

倪瓒题画诗具有冲淡之美,这种冲淡之美在他的题画诗里表现在诗人对“无我之境”的塑造,诗人对自身宁静的心灵、闲适的心态的描摹和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形成这种冲淡之美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以及受佛教、道家文化的影响;二是社会文化心理与文人心态对诗人创作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