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艺术嬗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艺术上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女性作家主体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叙述话语的转变;小说、散文的文体变革.现实精神始终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内核,现代意识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品格.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和叙述话语则由欧化倾向和理性色彩向感性化、叙述化转变.女性文学在文体上由模式型、传统型向实验性、多样性转变.     

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艺术嬗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艺术上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女性作家主体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叙述话语的转变 ;小说、散文的文体变革。现实精神始终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内核 ,现代意识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品格。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和叙述话语则由欧化倾向和理性色彩向感性化、叙述化转变。女性文学在文体上由模式型、传统型向实验性、多样性转变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

在将多神教的“女神”、“索菲亚”、“圣灵—圣母”、“大地母亲”、“俄罗斯祖国”等概念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俄罗斯文化孕育出对女性和母性的广泛崇拜。这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文学中对尘世爱情的圣化:女性形象蕴涵了更多的圣洁、神秘和深沉。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对“永恒女性”都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情感认同,很多女性形象都是对这一原型的改写和翻新。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文学中的“苏联”叙事刍议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社会急剧转型,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文学中的“苏联”叙事主要呈现出政治祛魅的特征：褪去神圣光环的十月革命、正义性遭受质疑的卫国战争、被消解的乌托邦神话体制等在文学中得以书写。作家通过这种陌生化的手法诉说历史之痛,解构苏联官方话语的宏大叙事。     

文学叙事中的赛金花

文学叙事中的历史人物负载着历史文化传统、话语讲述年代以及叙述者个人的观念和情趣。清末名妓赛金花作为一个不断被整合的符码,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其形象与意义作出了相距甚远的叙述与阐释。这些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赛金花形象投射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变迁以及叙述者社会地位、性别身份的差异。     

性别视角下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母性叙事

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文学母性叙事开始回归女性性别主体,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而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策略上解构了父权文化关于母亲神话的定位和角色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女性文学叙事不惜以牺牲母亲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颠覆传统母亲形象,在解构男性期待目光下的那些忠贞隐忍、逆来顺受的"闺阁天使"母亲形象的同时,使女性文学母性叙事陷入了自我伤害的写作误区。随着母亲形象被极端丑化,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致力于寻找理想母亲的写作尝试,呼唤与渴望"新母性"的回归。     

文体特征：讽拟纪传体与狂欢化——《阿Q正传》叙事文化学分析之五

从叙事文学看，《阿Q正传》的文体具有明显的狂欢化特征，它是对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和叙事文学中纪传体形式的讽拟性模仿，其话语具有广场性、戏拟性、粗鄙性和双极性特征，在中国现代小说初创期．确是极强的示范性。     

中国文学传统下的后现代试验--以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小说为例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小说中充分运用中国传统“说书体”的叙事技巧、语言风格和美学特征，并将此融入其后现代写作实验中，在“传统”与“现代”中建立起一种相得益彰的文学话语空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这一创作风格的形成，也为探讨汉语言文学在与世界文学对话时，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提供了新的启示。     

论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转型表征

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叙述性增强,抒情性减弱,“情-景-理”的结构模式受到不同风格“个性化”叙事的解构,而文本的思想与文化内涵都更加丰厚。散文精神向度的雅俗分流,思维视角的“向内转”以及表达方式的叙事化成为文化转型期散文文体的重要表征,这同新时期的时代文化语境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散文文体表征的嬗变既可映现出时代的总体文化特征,也呈现出话语创新的文体意义。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     

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

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来,俄罗斯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对前苏联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重构"苏联"记忆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内容,文学由此变成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缠绕,在小说中如何重构苏联记忆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面对同一个苏联"文本",出现了几种迥异的文学诠释路径,由此呈现多重的"苏联"面。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祛魅化的"苏联"、日常生活化的"苏联"、情感符号化的"苏联"。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对新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审辨,可追踪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俄罗斯民族如何运用文学叙述策略建构"苏联"的历史记忆。     

论“张爱玲体”的文化心理意义

本文从文化学、都市人类学、女性文学等视角,对“张爱玲体”的面向世俗、面向都市、面向女性等三个突出的话语特征进行宏观的审视与剖析,揭示其创作心理个性与文体形态特征所蕴含的深层性的文化心理意义。     

从内容到形式：“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路径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四字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gender在中国的翻译、使用而出现的,其概念界定与使用的众说纷纭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性与驳杂性。从复原生理、心理层面上的传统性别差异到批判性别生成中的男权文化机制,从执着于提升被压抑的个人、身体价值到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女性参与,从建构多重主体的性别维度到解构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的二元对立,从注重精英叙事中的女性话语到开始与大众文化结缘,社会性别研究在新时期文学中经历了繁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形式研究关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形式要素体现的性别权力关系,能够丰富和发展尚嫌薄弱的新世纪文学叙事学研究,为私人化写作落潮后的女性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     

文化英雄与性别叙事——对李连杰电影《霍元甲》的一种女性主义解读

<霍元甲>的经典形象是民族意识和男性话语的历史产物.2007年由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对这一文化经典的重新演绎,虽然已经意识到以往完全被忽视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符号,然而在突出呈现文化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仍然落入父权主义和男权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深入解读影片中的性别形象内涵,从而揭示出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被传统父权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批评空间.     

晚清“男降女不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20世纪初,晚清知识界针对“男降女不降”这一来自明季的历史话语进行了广泛征用,形成一股颇具势力的言说热潮。虽然话语使用的背后担负相同性质的民族主义动机,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仍呈现微妙而有意味的差异：以蔡元培和章士钊为代表的“《苏报》同人”多借此话语形式直接为“排满革命”张目;其他知识分子如柳亚子、高燮等更为关注话语本身凸显的女性主体,致力于挖掘“女不降”蕴含的民族大义,借此呼唤晚清女性的崛起,彰显一定意义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期文学文本建构的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差异性言说及其背后相同意图的呼应。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和话语形态: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一个高潮期,即文学史研究的性别审美视角确立时期,妇女文学史著作和“作家论体”批评成为该时期的标志性成果;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多元文学批评思潮中突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史论等多种成果成批量问世,蔚为大观;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批评,进入文化批评的哲学、美学的更高层次,理论建构趋于成熟,女性学、女性文化诗学已形成一门具有世纪性和世界性的显学,女性文学研究队伍业已形成。     

王兆胜散文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及“地母意识”

王兆胜散文中的女性叙事,都把女性想象成为无私奉献的地母形象,视女性的"柔性"为天地间最有力量的主宰者,呈现出鲜明的女性崇拜倾向。从女性叙事的话语谱系角度看,王兆胜的女性话语属于"劳动妇女"和传统"道家文化"的范畴,与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话语保持着距离及张力。王兆胜的这些女性话语虽看似有些保守、落伍,但旨在驱使女性解放运动走向健全、正确的历史道路。     

论列&#183;安德列耶夫的跨界创作

俄罗斯在20世纪发生过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经历过数次惨绝人寰的战争,爆发过震撼世界的革命,尝试过多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说俄罗斯在现阶段的人类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最耀眼、最卓越,也最壮烈的悲剧演员角色。这样的历史进程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使文学呈现出多种姿态多重面孔。从宏观上讲,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分三个部分,这就是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文学、“十月革命“后的70年苏联文学,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文学。而70年的苏联文学又分为显流文学、潜流文学和侨民文学。文学现象如此复杂,再加上受各种意识形态影响,因此,20世纪俄罗斯文学其真实面目很难得到真正呈现和厘清。最近刚刚召开的山东省俄罗斯文学学术研讨会,其主旨就是要对这阶段俄罗斯文学历史加以再认识和再评价。本组笔谈选择了与会三位学者的文章。张中锋剖析了高尔基对尼采思想的误读;李建刚对安德烈耶夫的创作风格定位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皮野对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做了重新解读。这组文章对于厘清俄罗斯百年文学历史的变迁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来说还远远不够,还只是一种部分地还原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本来面目的一种尝试、一种企图,并期待着这种尝试和企图能够引起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