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译论下的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策略研究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其“学术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来华传教士在译材选择中的主体性、文化杂合策略的运用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认同等问题,探究其传教策略与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墨海书馆译者身份认同研究

19世纪中期墨海书馆内以王韬、李善兰、管小异等为代表的华人译者与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及科学书籍,对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译学界对他们译者身份研究较少。墨海书馆的成立为传统文人转换为近代译者提供了历史契机：科举落第、时代动荡、生活所迫,他们从传统文人转换为近代译者,当时社会根深蒂固的华尊夷卑思想,使得他们无法认同自己的译者身份,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作为译者的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文章从身份认同视角,整合了时代、译者、身份和文本几大因素,结合文本内外因素,考察墨海书馆译者身份认同,为译者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翻译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探析——基于儒经西传的视角

中西文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自16世纪末起,传教士出生于传教的需要而弃介儒经,引发了持续至今,规模相当的儒西传盛事.值得注意的是,由众多的译本来看, 儒经的翻译不同程度上受到传教士自身宗教信仰的影响.让人深思的还有,在西传过程中,不少传教士或多或少接受儒家思想;而部分传教士的弃介活动遭到宗教组织的反对,并引起罗马教廷与清廷的对立.文章通过以上史实与相关译本的分析,论述了翻译与宗教的互动规律:宗教启动翻译,催生翻译家;宗教信仰直接影响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及其翻译措辞与总体策略;翻译活动可以促进宗教文化的扩容或导致宗教冲突.     

从文化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从文化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道""德""阴/阳"之文化内涵的诠释,对其如何诠释及诠释的缘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湛约翰翻译《道德经》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即:言说"自我",但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传教的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即:言说了"他者"。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全球化翻译中的译者文化身份

译者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既融合外来文化又维护本民族文化特性的矛盾体,具有鲜明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两重特性.前者通过翻译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对“他性”文化开放和接纳,促进文化融合的步伐,后者是指在全球化翻译浪潮的冲击下,译者保固其民族文化特性对“他性”文化的一种本土化。翻译的全球性和民族性直接影响到译者的文化身份定位,译者文化身份的两重特性相互渗透,需要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特立独行的来粤传教士——罗孝全评传

罗孝全是新教开创对华传教事业时期一名重要的传教士。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与差会的关系陷于尴尬;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师生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穿梭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罗孝全最终没能实现他的宗教理想,但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交汇赋予罗孝全的传教活动以更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论译者的立场——以近代来华传教士口译活动为例

国内外对译者立场的研究为数不多,法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贝尔曼在其《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提及译者立场。他强调,批评者在批评一部译作时,首先要考察译者立场。本文拟考察近代来华传教士口译活动及口译活动之外的译者立场,其立场大致可分为:传播宗教之立场、帝国主义立场、传播西学之立场以及传播中国文化之立场,以期待彰显其立场,为译者立场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论马赖

马赖是近代第一个命丧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以一个传教士致命为借口挑起一场战争的历史人物。马赖是近代住广西时间最长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他首先进入西林传教,是因为其他传教士的失败,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的经历,对法国天主教,广西全省以及西林县的传教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赖不是被张鸣凤下令逮捕并经审汛,然后被杀死的,他是被定安附近群众打死的。     

从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看文化的互动与冲击

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他运用了大量基督教的概念与术语来翻译中国古籍,与《圣经》的汉译事业互相呼应,互相阐释,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同时,保持着自己的阅读立场和距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典的思想内容,凸显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他开创了跨文化的翻译和理解中国经典的先河,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互动和冲击的典型案例。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闻“道”有先后——对最早《道德经》英语全译本的比较研究

最早的《道德经》英文全译本可追溯到晚清,分别由湛约翰（John Chalmers）、巴富尔（Frederic Henry Balfour）和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通过对三人译者身份与译介动机的剖析,进而从翻译方法——对“道”的理解、修辞、文体和注释四个方面对这三个早期译本进行异同比较,展示译文文本所呈现出的特殊历史魅力。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中国近代国际法翻译第一人——丁韪良

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无论从完整地翻译国际法的时间上讲还是从翻译国际法的数量上看,都堪称中国近代国际法翻译第一人;他除了翻译过著名的《万国公法》外,还出了其他7部具有相当份量的国际法译著;他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体现出他的翻译动机及其翻译策略、方法或手段,并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具有多层面的意义。     

论理雅各的《易经》英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试论功能翻译理论在旅游翻译中的应用

结合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探讨,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译英的旅游资料翻译的实践活动,对功能翻译理论在旅游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译者在把旅游资料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英汉两种语言有娴熟的驾驭能力,而且要有认识和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译者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删减、改译、补充说明等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起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莫言“背后的外国女人”陈安娜——兼论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

瑞典翻译家陈安娜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主要译者,被称为莫言获奖"背后的外国女人"。陈安娜的译文有如下特点:1题材选择上既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同时又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望或偏见;2翻译策略和方法上照顾译文读者的需求,对原文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动;3译者对身份的认同影响,甚至决定了翻译质量。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除了由高水平的外国译者担纲之外,中西合译、中译西审、灵活翻译等都不失为较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