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因形示义”在教学中的应用

汉字的“因形示义”,是根据汉字以形表意、构词能力强的特点提出的凭借字形展示字义的教学方法。本文强调指出,这种方法的运用既注意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而不因循守旧,又注意吸收今人在教学科研中创造的新经验;并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汉字的“因形示义”教学及有关的重要问题,以提高汉字教学的效果。     

论因形索义的方法——以俗解汉字为例

有人认为＂出＂与＂重＂、＂半＂与＂牛＂、＂凤＂与＂鸭＂、＂方＂与＂圆＂、＂炊＂与＂烟＂、＂射＂与＂矮＂等几组汉字的意义长期以来被颠倒了,并且谬误了几千年。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种俗解汉字的做法不利于汉字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不利于语言的规范和应用,我们在理解汉字意义的时候只有坚持以古文字为依据,正确理解和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并且参证古代文献语言材料,才能正确解释汉字。     

释“卑”——兼论“以形说义”的局限性

汉字是表意性极强的文字,就是说可以从字形上考知字义,进而了解它所代表的语言中的词的词义。在造字之初,这种联系尤为密切,因而,“以形说义”成为传统训诂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随着汉字的运用及其形体的不断变化,“以形说义”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愈加突出。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汉字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汉字越是走向成热,它的形体的抽象性越来越高,表意性越来越差。在几经演变之后,汉字的形体与字义之间一望而知的关系便被蒙上了迷雾,同时,人们的认识在加深,语言在发展,词汇在不断地增加,文字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     

《孙子》“形”义辨

《孙子兵法·形篇》论：“形”而不言“形”，历来注家说法不一。本文对该书中“形”字的运用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形”指的是军事活动中的一切外在表现形式，是《孙子》中的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     

形、义、音及记号等多层级示差──汉字符号结构和嬗变的内在因素

形、义、音及记号等多层级示差──汉字符号结构和嬗变的内在因素何科根（中山大学孙文学院中山５２８４００）１把研究问题的起点定位于汉字符号的示差关系符号有什什么特征？它的结构和媲变的内在因素又是什么？过去，我们总会把研究问题的起点定位于“六书”理论上。我...     

“以形索义”法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中学生“学习一点文字和构词知识,提高识字用字和解词用词的能力”。为此,中学语文教材中编写了《形声字》和《汉字形体演变》的知识短文。从历史上看,东汉许慎写《说文解字》是用来“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许慎《说文解字叙》),清代王筠写《文字蒙求》也是为了“雪堂两孙已读书,……作此教之识字”(王筠《文字蒙求序》)。可见,从文字入手来解决语文教学尤其是文言文教学中的一些问题,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中学生阅读文言文的最大障碍是词义问题。陆宗达先生认为,训诂方法主要有“以     

汉字的语言义与超语言义

汉字不是单纯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从起源看,汉字与汉语是异源同流的关系,汉字的形义与汉语的词义不完全等同,汉字的意义系统是形义和音义的综合,语言义和超语言义的统一。     

“三”表多义与汉字“品”形结构

从数词"三"广泛的表多义入手,阐释了"品"形结构汉字的语义特征,全面列举了<汉语大字典>中可见的85个“品”形单字,分类解析.     

“以”含率领义探源

含率领义的“以”在古汉语句式中应视为动词 ,并非介词 ,从具体使用上及字形分析上都证明了这一点。它所构成的句式是一种单一的只表目的关系的连动兼语融合句式     

寓庄于谐 以形示理──论“杂文小说化”的创作倾向

本文对当前某些杂文的小说化创作倾向进行分析探讨,指出这一尝试是一种文风的变革,它不仅使脱胎于散文的这一边缘性文体更具文学特质,且反映了变革时代不同文学样式的相互融合与变通,顺应了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     

说“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人类学、考古学资料,用文化观点揭示《说文》“示”字说解所包含的语言哲学观点,分析“示”字构形取象之理,力求从文字演变角度说明神主由旷野进入庙堂的历程。     

马克思“美的规律”的形上指向

马克思的美的规律不是物质世界的刚性限定性,不是神话世界的虚幻超越性,而是人类世界现实性与历史性、限定性与超越性、自然性与社会性、自在性与自由性的矛盾统一。超越知识论的认识方式,探讨美的规律的形上指向,是透视物质世界、神话世界特性的前提,是把握人存在特质的思想基础。     

汉字的組形与汉字的簡化

汉字简化是在现行汉字系统內进行簡化。现行汉字是楷体字,楷体字的组形通则,虽然在好多方面可供简化工作利用,但也从好多方面给简化工作以制约。党和毛主席一直是重视文字改革的。关于汉字简化,毛主席曾给我们許多极其宝貴的教导,中共中央1960年4月《关于推行注音識字的指示》与教育部·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同年6月《关于征集简化字的通知》也给我们以好多明确具体的指示,这都使汉字简     

“以形写神”辨

一般都将“以形写神”视为顾恺之绘画理论的核心,并且认为顾恺之已具有“形”与“神”是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的认识。本文对此有疑议。“以形写神”的提法见于下面这段论述:·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论画》) “对”者,对象也。顾恺之反对那种“改易阔促,错置高下”违背生活常理的绘画,也就是说,他要求绘画形象的比例透视应当基本符合客观真实。但顾恺之特别加以反对的却是     

说“义”

对“义”字的口头语言和古代文献的部分意义用法进行归纳,认为从先秦到现代,“义”字都含有“与众人共同抵御灾难”及“分财与人”的意思。又通过分析同源词来推求古义,考释出“义”字的本义应是分配猎获物分得公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上“义”字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点看法。     

论“义”

“义”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观念和范畴之一 ,是孔子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尺或准绳。也是孔子思想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关于义利的关系 ,孔子及其后学都主张重“义”轻“利”或者以“义”统“利” ,实际上是一个对待群体关系和个体关系的问题。     

试论汉字发展的规律

本文分三个部分：汉字的音化规律，汉字的简化规律，汉字的匀称平衡规律。音化规律是就汉字的体系而言，筒化规律是就汉字的形体变化而言，匀称平衡规律是就汉字的美学要求而言。三大规律反映的只是汉字的表层现象，对汉字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它的深层因素－汉语。汉字应该也只能越来越好地为汉语服务。离开这个基本点，无论其设想多么美妙，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无异于痴人说梦。就汉语的情况来看，通过方块汉字的排列组合，能够曲尽其妙地记录汉语，反映汉语的特点，因此我们尚看不到使用拼音文字的必然性。汉字一方面要求表音，纯粹的表意文字是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的；一方面又要求表意，不断地强化表意功能。在意音二者之中，都有一个弹性限度，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走得过远，都只能被反弹过来。汉字现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只能是意音文字。除非我们能创制出一种适合汉语特点的拼音文字，汉字才有拼音化的希望。     

论“以形写神”与“以神写形,以形传神”——中国造型艺术人物画浅探之一

中国造型艺术人物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因为它以“意象创造”为宗旨。自然,“意象创造”的历程,不能以形写形,或局限于抽象与具象,摹仿和表现的范围。故而,早在东晋时,誉为才绝、画绝、痴绝的顾恺之,就人物画的艺术特质,提出了“以形写神”及“形神兼备”、“尤重传神”的理论。这一理论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空前的独创性,它揭示出画家在艺术创造中,探索美的奥秘,体现美的本质,认识美的规律的方法和途径。     

“要”与形容词的共现规律及情态义研究

和其他情态动词相比,“要”与形容词的组配能力较强,“要”的否定式与形容词共现用例在北京口语语料中很少。“要”与性质形容词的复杂形式组合较多。与“要”共现的性质形容词具有自由、可带补语、可带准宾语等特征。与“要”共现的状态形容词主要是四音节形式。整体来看,“要”与形容词共现以表示认识情态义为主,可以表示假设性推断、推断的确定性这些意义,《汉语大词典》中“要”的释义比较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