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诗经·周南·葛覃》——答翟相君同志

我曾写有《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一文(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翟相君同志著文《〈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拙文所谈《葛覃》一诗的时间、产生的地域,以及全诗的诗意提出质疑,现答复如下,以就正于读者和翟相君同志。拙文旨在说明《葛覃》一诗是女奴作的,对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未详细谈及。在时间问题上,只是从“大数”上讲,“两千年前”。翟相君同志认为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我认为从“大数”——“两千年前”讲,无论是“东周前期”的诗,或“西周末东周初”的诗,都无矛盾,并无错误。如果要谈产生的时间,我同意金启华先生的说法,“《周南》十一篇诗中,都无事实可考,     

《周南》之“序”与《大学》之“道”

《诗·周南》历来有“正风”之称,《周南》的十一篇小序也是全诗各篇小序的纲领。然而,我们对它加以考察,则不难看出,《周南》的序之所以被奉为纲领,则因为它始终贯串着一条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主线,这条主线便是出自《礼记·大学》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礼记·大学》是这样主张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入,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为汉儒所辑,     

安大简《诗经·葛覃》篇“穫”字的训释问题

徐在国《〈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认为,《诗经·周南·葛覃》篇"是刈是濩"句中的"濩"字,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当为"穫"。然而考察《诗经》"是A是B"句式,可知徐氏所论实为误解。综览《诗经》文法,并结合中国古代纺织史,可知《毛传》以"煮"训"濩"乃先秦旧义,并无不当。传本《诗经》历经汉代以下经师校理,汇合了古代学者研究的精华,在出土文献《诗经》的整理中,必须充分利用其成果。     

古荆为巴说

长期来学人多谓荆即是楚。笔者对此颇有疑点,以为荆本是指巴族。此或妄说,冀识者指正。一、说荆地之得名古华夏活动中心以南的江汉周遭,最早并不称为“荆”,而是包含在泛称为“南”的地域中。《诗·国风》中有《周南》、《召南》。《吕氏春秋·音初》谓:“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妄待禹于涂山之阳,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周南在汝、汉,召南在江、沱。此外,也还有与“南”有关的名称: 南交《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伪,敬致。”《史记·五帝本纪》则作:“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南国《诗·小雅·小曼之什》四月篇:“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诗》有楚声论

《诗》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这是事实。但前人已指出,《诗》无“楚风”而有“楚涛”。这是从地理上考察的结果,主要是认为“二南之诗”大部分在楚国境内。“二南”即指“周南”、“召南”,其地望大部分在汉水与颍水之间,属楚国境内。宋代学者王应麟《诗地理考》曾对“二南”诗篇中所提到的江河水名等,作了详尽的地理考证,他甚至认为“今名夏口,即诗所谓‘江有汜’也。”如此,则“二南”之诗的地区已直达长江了。当然,对《诗》中的江河水名,不作专名提及时,不必太拘泥,但以此得出《诗》有“楚诗”的看法,还是可信的。我们还应该从音律、语言等因素上,看到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相互渗透融化的情     

《郑风》错简臆断

《诗经·郑风》二十一篇,各篇的时代、地域、作者不可考。从邶、鄘、卫三十九篇诗看,不是按时代、地域、作者,而可能是按音乐、章数、唱法的不同分类排列的。“郑风”也应如此。“郑风”前六篇《缁衣》等皆三章。其共同特点有三:都采用重章叠句;各章的句数、字数相同;三章的内容一致。后十五篇中有十一篇为二章,它们的共同特点也是重章叠句,两章的句数、句式、字数相同,内容一致。而其他四篇——《女曰鸡鸣》、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葛覃》辨妄

<正> 《诗·葛覃》应为爱情诗,其第三章当是错简衍文,兹辨正如下: 《葛覃》,古代封建阶级知识分子都以为是写“后妃之德”,这显然不足为训;现当代研究者认为是描写女子“割葛、煮葛、织布及告假、洗衣、回家等一段生活情况”,也值得商榷。理由之一,从诗第一章和第二章前三句所写来看,诗抒情主人公所见之景和所处之地,当在远离村邑的野外——这可以是“割葛”的地点,但绝不可能是“煮葛、织布”的所在。理由之二,“是刈是濩,为缔为络,服之无斁”三句是议论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即它们并不是对“割葛、煮葛、织布”这些劳动行为的具体描写,而是写诗中抒情主人公面对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

<正> 每一文学作品,如想正确地理解,首先要正确地判定它的时代背景。《诗》三百篇,总的写作时代较易断定。如就每一篇来说则比较难。如《十月之交》,从汉代到今天就有作于厉王与幽王二说的长期争论。本篇想对比诗的写作时代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汉初毛公作传,主幽王说;汉末郑玄作笺,主厉王说。陆氏《经典释文》有这样的话:“从此(按指《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凡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郑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厉王之变小雅,汉兴之初,师移其篇次,毛为诂训,因改其第焉。”郑说此诗为厉王时诗,汉初经师认为幽王时诗,因改移其篇第。这样就发生以下问     

“秦风”非基民歌说

司马迁认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比司马迁晚一千余年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从何处“闻之”?近代研究《诗经》者,基本上公认为国风的大部是民歌。我们以“秦风”为例,逐篇略加考释,对国风为民歌说提出疑义。《车邻》,《诗序》说是“美秦仲也”。秦仲是西周宣王时代的秦国执政者,秦风不可能产生于宣王时代,此说不可信。近代研究者,或同意《诗序》之说,或认为“这是贵族妇人所作的诗,咏唱她们夫妻的享乐生活”,或说是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

“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公案.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献中的“诗三百”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国语》载《商颂》十二篇可证两周之际所存诗篇数目远非今比.一般认为,孔子整理《诗经》在其晚年,然据《孔子世家》,孔子47岁时已开始修订诗书.近年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诗经》类文献的公布,促使人们对历史上“逸诗”问题重新考虑.刘向校书时,以“中秘书”三百余篇去重留存今本三十二篇,从方法与数量上皆与孔子删诗相类.     

先秦两汉诗坛的飞鸟意象

一、《诗经》和《楚辞》的飞鸟比兴 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孔夫子曾说过，它除了所谓的“事君事父”作用外，至少还可以多识鸟兽草木。鸟在《诗经》里，简单就像飞翔在原始森林里的“极乐世界”，开篇的“关关睢鸠”，给中国人的印象，与熟知的鸳鸯很相像，似乎是它进化派生似的，尽管很少有人能说清它的模样。在人口稀少而植被丰茂的《诗经》时代，到处都飞翔着鸟儿。初民张口唱着那些简朴古老的歌时，就从歌声中飘飞出来。同是一个黄鸟，《邶风·凯风》用它的“好音”，表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儿子的自责心情；《周南·葛覃…     

论《毛诗序》的美学思想

《毛诗序》,是《诗毛氏传》前面,《国风·周南》第一首诗《关睢》题下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的作者是谁?有无大小序之分?现在均尚无定论。但是,这篇序言却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儒家的诗歌、音乐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独特见解,成了汉代经师们传诗的一种最新美学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和文艺评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的讨论。因此,我就想从这篇序言常用的“风”这个美学术语入手,论述一下《毛诗序》的美学思想。     

《新台》等诗非为刺“二宣”者作

《邶》、《鄘》、《卫》三《风》,均为卫地之诗。按《诗序》的解说,三《风》凡三十九篇,有十二篇,占总数近三分之一,或是直刺、或是间刺卫宣公与宣姜的淫乱。之后,经过历代学者的甄辨,迄今,十二篇诗大部分得以从“二宣”的“淫乱沙龙”中开脱出来,余下《新台》、《墙有茨》等数篇,大多学者仍泥守《诗序》的解说。《诗序》解诗,毋庸讳言,不乏确当者,但谓《新台》等诗为对“二宣淫乱”的直刺或间刺,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人谓《诗序》为东汉卫宏作,则此误一误近两千年,时间不谓不久矣;此误既自误亦误人,误人不谓不深矣。此误之所以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就在于其于时俗、史事、诗意等多方面失之考察、详辨。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释《卷耳》

<正> 《周南·卷耳》一篇,自来不得确解。近年来出版的《诗经》选注本。选译本。全注本、全译本不少,对于《卷耳》篇大都袭用方玉润的说法,即:“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闵其劳苦之作。”(《诗经原始》)然照旧无法讲通。惟独一九八○年出版的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提出了一个新见,他说: 这首诗的主题不易理解,作者似乎是个在外服役的小官吏,叙写他坐着车子, 走着艰阻的山路,怀念着家中的妻子。我觉得此说最有意思,可惜他没有详为推证,而且语气出于疑似,还不敢自信地决然肯定。我也正在读《诗经》,有相似的看法,兹不揣固陋,略为申述之。     

《诗经·卷耳》再认识——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一个启示

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简文谓:"《?(卷)而(耳)》,不智(知)人。"知人"是孔子师徒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目的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者为官。简文之义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左传》及汉儒的相关论析,其所论《卷耳》诗旨在于写后妃助君主求贤审官,是符合被编定的《诗.周南.卷耳》篇的意蕴的。《卷耳》篇和其他不少《国风》之诗一样,都是王朝遒人"采诗"之后由专门的王朝职官予以整理加工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原创之诗与整编之诗的不同,乃是造成《卷耳》篇歧义迭出的主要原因。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两性终极对话——释读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在《受活》中,阎连科以狂放的笔法完成了对整个人类发展历程的一次另类而“真实”的叙述。在这段浓缩的现实历史中,循着“女神时代——女奴时代——女人时代”的演进,女性存在与男性存在在长期呈现一种愤怒的对峙之后,终于在不断的生存交锋中觅得两性存在的同一指向:个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