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形式的"立"与"破":传统文体构建意义与现代艺术创新诉求

诗歌的形式特征是其音乐性特征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体现。传统诗歌确立形式规范的最大意义在于“文体构建”，即将诗歌和其他文体区别开来，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而为诗歌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初，由庞德发起的意象主义运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为诗人赋予了更多的创作自由，以便创造出更为优秀的诗歌作品。事实证明，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依然能够创造出诗性的音乐美，而且是与传统不同的、比传统更为丰富的音乐美。不过，尽管现代诗歌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然而它根本上还是在传统诗歌所开创的“诗歌”这一文体领域存在并进行创新的。     

超文体诗歌:反叛与创造

超文体,是指在诗歌的写作中打破传统的文体界限,把传统上认为是小说、散文或戏剧的手法运用到诗歌中,造成诗歌的文体模糊的现象.超文体从根本上讲,是对传统的文体惯例的反叛,是对文学体裁的现有模式的再认识.其中突破最大的是第三代诗人.超文体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反叛精神.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系统上的反理性、反本质、反中心和诗歌上反庸俗的社会功能论和对诗歌的形式的关注的特征,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序体”源于商周铭文考

序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主要用于介绍著作动机和作品内容的编排次序.商周铜器铭文旨在介绍铜器铸刻的因由和展现器主身比先人、序列功名的内在意图,这正构成了后世序体文章的根本特征.因此,将商周铜器铭文视为最早的序体文章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这一点可以从<诗><书>等小序的创作事实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论王世贞《艳异编》的篇目来源及编选观念——兼谈其成书时间

王世贞编选的45卷本《艳异编》共431篇作品,目前篇目来源的考证存在不少错误,且未考出者尚夥。经比对,《艳异编》作品的直接来源至少有54种以上,其中有61篇录自15部史书,341篇选自28种小说、笔记,29篇选自11种丛书、类书、文集等。这体现出王世贞追求“艳异”的审美观、史稗相通的小说观、诗歌与散文相融的小说文体观。《艳异编》卷三六《宋朝》直接选自明陈士元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序刊的《论语类考》,又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寄给徐中行,则《艳异编》成书于1561—1566年。     

论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

文体扩张,有时是越界去做其他文体应该做的事,造成了某些文体的非常态化形式,即文体由此学科向彼学科的移植性扩张;如文学文体进入哲学,形成玄言赋、玄言诗之类;又如文学文体进入史学,构成史述赞之类。文体扩张,或者是文体的某些特质向诸文体的扩张,如"宫体"的题材由诗蔓延到众文体之类;又如"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类文体的用典向诗歌的扩张,而诗歌音律运用向其他文体的扩张。文体扩张,又有文体某部分扩张导致新文体产生,如对问中"臣闻"格式的扩张膨胀构成了"连珠体",又如诗歌本是叙事的某一环节,扩张就使自己独立出来。各文体扩张而互不相让并各有所得,这就成为文体互动,即文体间运用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如中古时期"以诗为赋"、"以赋为诗"以及骚、赋不分等情况。这些情况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文体扩张的原动力展示了"文"脱离实用性的愿望,展示了"以能文为本"的力量,体现了中古文风对"新变"的追求。但文体的过度扩张,也会有弊病,如诗"缘情"的膨胀而妨害诗歌文体的叙事、说理功能,而泯灭文体界限而产生奇异作品,或"体兼众制,文备多方"又使文体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     

中国古代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

本文在梳理古代学者对诗歌体用的几种主要认识之基础上,考察了诗歌在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的体用现象,首次探讨了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分析了诗歌为用对于构成一种新文体的独特功能和优势,即可歌可诵的韵文性质、丰富多样的体式及其自由灵活的配置方式、多重并用的表现手法、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     

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经影响探讨

对于赞体的文体演变及其特点,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述最详,但却不够准确。由现有文献看来,赞体应源于图赞,后来发展出脱离图画的述赞、与图赞并列的像赞或画赞、与序相结合的序赞,并以纯粹赞美的序赞最为大宗。中国古代赞体文体形式和功能上的演变,主要是受到佛经文体影响的结果。佛教赞呗在内容上专赞佛菩萨功德、在形式上韵散兼行的特点,随着佛经的传播影响到汉地,使中土文人在写作赞体作品时纷纷仿效,故而造成了古代赞体的新变。     

互文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本文的宗旨在于简单地介绍一下西方互文理论的特点，指出它与中国传统诗论的异同，并对其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应用作一简短检讨。互文理论注重某一作品与其他作品的联系，强调某一文体类型的系统和发展，这对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都具有启迪作用。     

论唐代诗序对文学理论的贡献

唐代诗序是表述诗歌理论的重要载体,空前繁荣的诗歌创作总以独特的文学观念为理论支撑。唐代诗序阐述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追溯诗歌体裁的历史演变,总结诗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确定未来诗歌发展的格局或憧憬未来诗歌的总体艺术风貌,形成一种唐代独特的诗史现象,因而对推进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论梁实秋的文体批评

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批评家 ,梁实秋的文体批评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梁实秋曾经是诗人 ,对诗歌的关注与批评是一贯的。他喜欢莎士比亚 ,对戏剧也有自己的一套见解。独独对于小说 ,他单独的批评很少 ,只是在纵论文坛的时候 ,才会涉足小说。对于诗歌、戏剧与小说三种文体 ,梁实秋也有比较。他认为诗歌与戏剧的起源古老 ,在远古时就已经成熟 ,而小说是后起的文体 ,是靠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大众的趣味 ,渐渐压倒了诗歌与戏剧。不过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的厚古薄今的文化倾向 ,也表现在对文体的评价上 ,就是小说的地位不能高于诗歌与戏剧。他的…     

浅析英语疏散句与圆周句的诗体运用

本文通过英文诗体中疏散句和圆周句的涵义分析,疏散句式诗歌与圆周句式诗歌的区分,疏散句与圆周句的诗歌文体布局,以及两种句式诗歌特点研究,从而为欣赏和研究诗歌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论明代复古主义的诗歌文体学

明代复古主义建立了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古典诗歌文体学.这就是以汉魏盛唐作为诗歌的理想境界和文体标准;以"代"衡"体",辨别时代格调;划分体裁界限,明确各体诗歌的文体特性;崇尚浑厚醇雅,端正表达风格.它为中国古代诗学增添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略论历代遗山集序的时代特征

诗文集序作为一种文体不仅体现序作者对诗文的评价,而且反映其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学术风范等时代特征。元代遗山集序体现了北方士人的文化意识及民族意识;明代集序反映明人狭隘的正统观和文学评论中的史学意识;清人序言则折射出清代的思想政治背景及学术风气。     

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方式

唐人小说文本中承载大量诗歌的现象,可称为小说对诗歌的接受。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主要有三种方式:小说作者或人物创作诗歌、引用其他人的诗歌进入小说、描写同一对象的小说与诗歌相互搭配。这三种方式的特征及作用相异,但它们共同印证了唐人小说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小说(也包括诗歌)的创作、流传以及不同文体的融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诗话的“存诗”、“存人”功能——诗话传诗功能研究之一

在古代 ,由于战乱、传播条件及各种原因所致 ,诗歌作品大量流失、散佚 ,诗人事迹多湮没不传。历代诗话凭借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和传播功能 ,将各个阶层、流派众多的诗歌、诗人存留下来 ,传播开来 ,具有极大的诗歌史研究、文学传播史研究的文献价值。为后人了解历代诗歌创作、流传及其时代风尚 ,掌握诗人生平事略 ,总结诗歌传播规律 ,提供了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藏。     

论南朝宫廷宴集诗序的赋颂化倾向

宴集诗序的创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以颜延之和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为代表的南朝宫廷宴集诗序,是奉敕应制之作,具有政教化内容特征,深受颂赞、符命、封禅等歌颂性文体的影响,而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同时,这类作品继承了汉大赋润色鸿业、宣谕上德、雍容揄扬的价值取向和铺张扬摛的审美追求,在创作倾向和艺术方法上,也与汉大赋有不解之缘。     

女性诗歌自足性的深层探考

女性诗歌自足性的深层探考胡兆明我们都确信，某种特定的文体由团创作主体的性别差异，其作品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很少有人探究其缘由。在中国，这样的研究尤其少，西方相对多一些。但在他们仅有的一些皮毛之论中，只对小说与女性的关系表示青睐，而对女性与诗歌的...     

声律守旧程,思想运新意——论吴宓的诗歌批评

吴宓的诗歌批评形式多样,散见于其总论、序跋、书评、凡例、浅释、编者按等作品中,皆以文言书写,文体各异。在诗歌批评的标准上,他坚持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并重;从其诗歌批评的性质来看,体现了传统与现代融通的精神;从其诗歌批评的方法来看,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与汇通。吴宓的诗歌批评使传统的批评形式焕发出新的活力,又摆脱了诗话体、随笔体的旧形式,对新诗过于散文化的弊端有所纠正,且连通了后来的新诗格律论。     

赠序的命名与分类

赠序文是一种基于临别赠言而产生的文体,从广义上讲,只要具有一定的赠别对象,并以赠别为主要创作目的的文章,都可以称之为赠序文。从创作目的和内容来分类,赠序文可分为叙情类、颂扬类、劝勉类、借题言志类,这种分类方法突出了赠序文的文体功能;从形式上来分类,赠序文可分为诗前小序、众诗之序、赠诗附序、无诗之序等,这种分类方法可以见出赠序文的发展历程。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

白话诗和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生成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文体革命。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而是当时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重点是对古代汉诗,特别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定型诗体的摒弃。由于当时恶劣的诗歌生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不仅无法建设现代汉诗诗体,而且还为以后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使新诗在百年历史间始终存在着自由化与律化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