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病”:《古船》中隋抱朴形象再阐释

作为《古船》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隋抱朴的命题在当下依然有重新阐释的空间。作为一个独特的经受过多重苦难的思考者和追问者,以赎罪者与救赎者的形象来宽容苦难、救赎自我,使自我具有了内在的形而上特质。这个形象对"罪"与"病"、感情压抑与灵魂突围的展示,依然闪烁着某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色彩,拷问着今天的我们。     

卡通动物形象的审美因素浅析

卡通动物形象是有“历史”的 ,即它们在由怪诞、刺激而轻松的故事情节构成的过程中展示其情感、性格 ,并体现某种普遍抽象的观念 ,实现着人们现实中的愿望 ;动物卡通形象在形象设计上具有双重变形性 ,形成视觉直观的张力。这种变形具有创造的自由与愉悦 ,不同于原始图像给人带来的神秘性。这些从内到外的方面 ,构成卡通动物形象的审美因素。卡通动物形象具有娱乐功能 ,其喜剧性是平面的     

传统与现实——访王树人

最近本刊异人就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等问题采访了他。异人:听说您正在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智慧的文章。为此我想请您谈谈传统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间题。     

"通感"的发生机制解析——一个视觉心理学的理论视角

人体感觉是一个复杂而又具有整体性的动力结构系统,而视觉正是这一系统进行运作的"特殊中介".视觉具有工具性特征,其它知觉都须借助视觉意象的参与,才能确立起自己的感觉形象;视觉还具有主动选择功能,这就使任何感觉都具有了某种倾向性.这即是"视觉意象"在诸种感觉活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通感"的发生,终究是诸种感官活动在某种特定情态下,向视觉这一最重要、最能接近事物本质联系的感觉形态转移的结果.     

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不为学界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拼音文字、文化先驱者、民族国家和地域名称以及其他文化标签等"西方意象","塑造"出一个特别的"西方形象"。诗人对真实的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那些"西方意象"来自课堂与书本,不具备日常性、鲜活性与体验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在认同中以比较的方式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意象",将赞美"西方"与阐扬民族文化精义结合起来;书本性也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安排",诗人充分地掌控着那些"西方意象",使它们成为张扬抒情主人公自我主体性的语码,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具有书本性,是一个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从发现民间到消费民间——兼论当前文学的一种理论之殇

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文学生产走向了一个"复制"时代,其表现形态就是在缺乏自己的原始体验和感受、缺乏来自本真生命冲动以及真诚现实关怀的情况下,依据某种具有影响力的理念为指南并将其逐步庸俗化、技术化,直到其完全沦为一种制造文学主题和情节的方便法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间"理念的遭遇,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和执政形象之关系论析——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理论研究

"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和"执政形象"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三个独立概念,当前学界存在着对这三个概念辨析不清、甚至混淆误用的现象。狭义的"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和"执政形象"是广义上的国家形象理论中占据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三者在形成过程、与认知对象和主体传播能力的高度相关性方面具有很强的共性,但在依托基础、保证机制和稳定程度上又很不相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理论建构的突破点,在进行"执政形象"建设时,党的自身建设是基础和前提,并且需要把党的执政形象建设与中国国家形象融合在一起,以之带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国家形象理论研究,对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明话本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书写与两性关系模式构建

文、武是中国古代男性气质的核心,是男性气质的重要体现。宋明话本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书写呈现出了明显的偏重性、阶段性,实为一个持续构建的动态过程,与不同阶段的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而女性气质书写乃至女性形象塑造则更进一步地受制于男性意愿,在相当程度上实为基于某种男性需求而对当时的男性气质、男性形象所做的有益补充,是为男性意愿下的进一步"被书写"。受制于文化形态的男性气质书写、男性形象塑造与进一步受制于男性需求的女性气质书写、女性形象塑造彼此搭配进而构成了这一时期文本表现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性关系模式,并在两性关系的构建上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与男性意愿。     

音乐形象本质辨析

文章论述了音乐是用声音塑造形象,用有组织的乐音表达和唤起人的情感经验,以及音乐形象不是让人感知现实世界的图画,而是用情感的涌动和奔流让人感受乐曲所传达的某种情绪和某种情感体验的实质。音乐形象作为音乐表现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具有有别于语言艺术、造型艺术和舞蹈艺术的艺术形象的特殊形态和特殊本质。由于音乐形象构成方式、存在方式和呈现方式决定了音乐形象是听觉性的而不是视觉性的,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再现性的,是情感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是模糊性的而不是明确性的。这就是说理解音乐形象的特质不在于直接反映现实世界,表现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反映社会关系,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规律性,而是别的什么。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少之又少。"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大众形象"主要以文本难点或者文本"顽症"的曲折方式来协助完成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这首先在于"大众形象"身上交织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同时,"大众形象"在事件冲突所支撑起的意义场域具有一种驳杂的动态性,这也是构成"难点"与"顽症"的重要原因。"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形象论

以"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提出为先导,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具有独立个体特征与审美价值的儿童形象,根据儿童与"父"性的不同关系,这些形象可归纳为无父型、失父型、恋父型、弑父型和寻父型等几种类型.现代作家们正是通过这些儿童形象的塑造找到了一个颠覆成人、传统、历史等的形象工具,一个承载"爱心"、"自然"、"未来"(也包括新文学自身的未来)等哲学、理念、人生观等的形象载体.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体描写的"物喻"特征

中国古代小说长于运用比喻来描写人物形体的某些部位,这种符号化的描写久历流变仍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物喻"意象的选择既具有包囊宇宙天象地貌的开放性,又有暗示某种力征或美质的定向性.其中,男性躯体描写的动物化倾向与女性仪容描写的植物化以及食物化倾向,是"英雄壮貌"与"美女柔形"等传统文化渗透的必然结果.归根结底,中国古代小说这种人体描写的"物喻"特征来自原始性的"隐喻"思维.这种隐喻思维化育成后世的"观物取象"意识,对"物喻"式写人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     

作为形式反拨的悲伤自叙传——新时期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文本形式之对比分析

新时期知青小说在文体形式上采用了与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相对抗的新形式:一、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全知叙事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限知叙事;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的"凡人看异人"模式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自叙传;三、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高昂明亮的喜剧色彩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浓郁的悲剧气息。这三种情形源于知青文学叙事从依赖政治权威向依赖个体经验的转变。     

《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矛盾性

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以宋江为核心,以忠义为主线,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忠"和"义"的矛盾统一体。但作品对宋江的褒扬却又缺少典型生动的细节支持,致使主人公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形象空洞苍白,造成宋江形象脱节。     

公共场所英文标识译写规范化研究

标识语,不仅代表了某种特定的语言使用方面存在的现象,还展现了某种文化形象.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所以很多国家的公共标识都采用本民族语言和英语两种语言来表示.英文标识就是给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朋友的一种提示语.在公共场所英文标识语中,仍存在翻译错误、不规范等问题.这类现象,不但丢失了其应有的作用,也没能展示我国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力图找到对策,营造城市健康的语言环境.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韩国女性形象建构

东方主义视角下美国朝鲜战争小说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美国作者们依据自身经历和东方知识,通过"西优东劣"的权力话语言说来书写韩国女性,并以"真理"形式,塑造出看似个别其实包含着一种具有普遍偏见性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些形象作为媒介或隐喻,传递西方男性的权力话语,寄寓着西方男性与韩国女性是主人与仆人、权力与身体、我们与他们、文明与威胁的二元对立等级关系。     

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兼论偶然性与意外性概念的不同

"偶然性逻辑"构成了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偶然性逻辑的理解涉及如下三个方面:偶然性与意外性概念的区分以及偶然性与对抗、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联。偶然性与意外性既相关联,又有差异。偶然性逻辑是建立在具有否定性特征的异质性的基础上,而意外性则与异质性无关,是一种几率极小的可能性。偶然性逻辑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而意外性则与对抗和异质性毫不相干;对抗具有一种启示性功能,因为它表明了所有客观性最终的偶然本质。偶然性逻辑并不是与必然性和客观性逻辑相对立的某种逻辑,而是某种纯粹的否定性的逻辑。偶然性与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逻辑密切相关,霸权就是建立在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政治链接实践,而意外性则与霸权无涉。     

朗格美学中的意象与幻像

朗格美学中,表象、意象和幻像是经常使用的概念,但她本人没有对这三个概念作过明确区分。表象偏重于可视的外现形象,意象可以看作是一个大于或包含表象的概念,它既指可视的视觉形象,也指意识中来自幻想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形象。朗格把和现实区别的进入艺术的一切形象都称为幻像,她认为艺术中的一切形象都是虚幻的,幻像的实质是一种"他者",朗格使用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中都可找出与之对举的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