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潮州士绅与地方救灾——以林熙春为例

明代后期,潮州社会动荡不安、灾荒流行,使得潮州社会处于重建的转型时期。出生于嘉靖朝,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任职的四朝元老林熙春作为明代潮州后期著名的官员和士绅,在辞官返乡居住期间关心民瘼,不遗余力地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努力按自己的意志参与经营地方事务。他尤其在救济灾害方面身体力行,不仅用文字记载了历次灾荒,而且还极力为民请命。林熙春在地方事务中所体现出的实际行动,不仅有利于地方安定发展,也在教化百姓、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代潮州的水灾与国家及社会应对

明清两朝处于历史时期的小冰期,受其影响明代灾害频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发生水灾的频率很高,是潮州社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种类。水灾发生时会导致堤坝溃决、人口溺亡、官署民居倒塌、农田被淹等损害,严重干扰了当地社会的正常运作。面对频发的水灾,明代中央政府与潮州地方社会的应对态度有别,从中反映出中央王朝、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等在承担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互动与消长。     

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

从国家视角看,潮州是一个开发时间比较晚的地方。一直要到宋代,国家才开始真正有效地控制潮州。明初新政权加强潮州的海防建置,虽然有关御倭和对付方、张余党的国策,但更加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控制地方社会势力。对明初海防、海禁的研究,必须兼顾到国家政策、地方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可以有更接近于事实的结论。     

明代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

明代的自然灾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造成了明代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二、严重破坏了明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三、为明代政治演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四、影响着明代一些地区社会风俗的形成和流传。     

明代山东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明代山东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共发生229县次瘟疫,涉及57个年份,平均4.86年发生一次。从时间上看,瘟疫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崇祯三朝;从空间上看,瘟疫在山东六府均有发生,其中山东西部的济南府、兖州府和东昌府的累计县次瘟疫大于山东东部的青州府、莱州府和登州府。瘟疫的频繁发生,不仅造成山东人口大量死亡,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造成了严重影响。诱发瘟疫的主要因素是旱灾、蝗灾、水灾以及社会动乱、战争等。面对频发的瘟疫,明政府采取了抚恤灾民、延医施药、掩埋尸骨、祈禳驱疫以及旌表义民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疫情、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皇帝怠政、官吏腐败以及战争频仍、财政紧迫等原因,实际救疫效果很难尽如人意。     

现代作家对自然灾害的文学应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不断,对现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青、刘心皇等人对水旱灾害进行了诗性的表达;冰心通过自己的募捐与创作,流露出自己的爱心;丁玲对1931年的大水灾进行调查,写出了灾民的集体反抗精神;鲁迅借历史题材的小说对现实进行婉讽;沙汀对灾害下的黑暗现象进行了真实的描写,风格偏于直刺;解放区文学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救灾作了真实的反映;张高峰、李蕤等的新闻通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忆.     

自然灾害与明代政局演进

受"灾害天谴说"影响,明代皇帝往往在灾后要求臣下上言寻求修省弭灾之道,大臣也借机以"己意"解"天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灾害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被充分利用,无论是成化间西厂的罢而复设、嘉靖间的首辅之争,还是万历初张居正柄政、万历间罢矿税使之争等都有灾害的因素。但是,灾害对政局的影响随政权兴衰而消长,灾害谴告内容的诠释具有很大选择性,弭灾修省措施的选择取决于皇帝态度,这些都对灾害对政局演进的推动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试论明代中国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先后来到世界东方,各地区间封闭状态被打破,明朝遇到了如何应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问题。明朝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措施,主要者应包括四项:迅速调查西欧殖民者的情况、努力发展本国的对外贸易、积极学习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大力发展能与西欧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而明朝在这几方面做得有正有误,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表现大体平衡。这使其时中国的发展速度低于西欧殖民者,国力对比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演变。只是由于明朝土广民众、原有国力相当强大,其综合国力直至该朝灭亡也没达到小于西欧殖民者的地步。后来清朝发展了明朝以上四个措施的消极面,加速了中国的衰弱。明朝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地理大发现后,各国必须在全球性的国际交往中应对得法,才能使之避免被动,保持富强;而时刻注意即将发生深刻影响的新动向,才能保证应对得法。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明代已形成一套包括急赈、报灾、勘灾、决策、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对于规范救灾行为、减少腐败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化、绝对化问题,不少官员"拘于成法",导致救灾效率降低,故而临灾"便宜处置"呼声日益高涨。在完善救灾程序与提高救灾效率的平衡上,明代始终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有二者内在矛盾的因素,也有通讯、交通条件落后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明代政治因素的制约。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是货币白银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正常的货币经济现象,国家却应对失效.伪银流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了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白银化的功能.     

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

在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批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均能够作为新的文学血液补充到明代文学当中.它们不仅使嘉靖大地震的灾情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也使相关的民间轶闻得到了存留.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比官方的程序化祭文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而与此次地震波及范围相关,震后数年地方上涌现了大量重修题记,其中亦不乏可备观览之作.     

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与应对——以山东省梁山县为例

三年困难时期,旱、蝗、水等自然灾害对梁山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和影响,导致百姓缺粮断炊、人口大量外流、水肿病流行,梁山县通过发放救灾款、节约用粮、灭蝗除害、抗旱排涝、生产救灾等措施加以应对。就三年困难时期梁山县自然灾害及应对进行研究,不仅能使我们深刻认识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还能深入了解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对当今的防灾、减灾和救灾也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的救灾思想及现代启示

我国古代的救灾思想由来已久.到明代时期,中国传统的救灾措施趋于完备,救灾思想趋于成熟,不论是灾前防御思想还是临灾救治思想都十分完善严密.灾前防御思想主要有仓储备荒思想、发展经济备荒思想、祈攘思想;临灾救治思想主要包括积极完善地救治思想和顺天应人的弭灾思想.     

方志中的历史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

晚清福建举人邱才颖,在粤任州县官二十余载。他在《东莞县志》和《香山县志》的记载中,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前者他是“遇事诈噬,邑人侧目”的贪官,在后者他却是勤奋、清廉、深得绅民爱戴的好官。不同评价的背后,实际上是邱才颖与东莞、香山两地士绅关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历史大背景所导致的。本文通过对地方志、档案、族谱、士绅著作等有关史料的爬梳,试图对有关邱才颖的不同文本书写进行对比分析,尽量寻找历史真相。对出现截然相反“方志书写”的情况,解释其原因,为深入研究晚清广东官绅关系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明代商业人口迁移与地方文化发展

明代的商业人口迁移方向在宏观上呈现出资源导向下的南北块状迁移、交通导向下的十字线状迁移和市场导向下的点状迁移特点。商人异地定居源于生产力的驱动、寓居地的同化、户籍制度的转变以及自身地位的上升。商人在流寓地定居之后,主要借助出版与戏曲、会馆与民俗、崇儒与入仕三种文化输出形式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逐渐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媒介提供者、信仰输入者、教育推动者。     

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

宗藩是影响明代两湖地方的重要因素之一。两湖地区不仅建藩数量多,且分布广,存在时间长,其影响除了以往关注较多的田地占有以外,还有宗藩之供应与役使、宗藩与地方统治秩序、宗藩与地方社会生活等方面。具体表现如:加重民众赋役负担、干涉地方官府行政、挠乱地方社会秩序、恶化基层社会风气。     

巡按御史与明代地方政治

中央政府派遣监察官巡视地方,检查和督促地方官吏工作的制度,在自战国迄明清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政治中发挥过极大的效用,其中以汉、唐、明时期尤为突出,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明朝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不久便已派御史到地方巡察。按《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①但当时毕竟是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举,所以仅仅是沿袭我国自汉唐以来造官巡察地方的旧例,还未成为正式制度。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津开始对全国的官制进行全面调整。罢御史台,十…     

官绅之间: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府县城的"城门事件"--以吉安府城南门改建为中心

明清时期,府、州、县城池的修建和城门位置的设计一般都是由官方决定的,并且在决策过程中贯彻的是与官方统治理念相符的建筑思想。但在江西,受地方风水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儒生为代表的地方绅士以“挹文风”为由,纷纷干预城门位置的设定,一致要求在府学或县学前必须开一城门。而吉安府城的绅士为了坚持按照他们的意见改建城南门,甚至不惜运用政治影响力,与地方官员发生侧面冲突。由此,官方以礼制为基础的筑城思想与地方社会偏信风水的文化观念存在明显差距,他们之间的争执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权力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争夺。     

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

在传统社会中,铜钱铸造历来是政府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无论在明初宝钞的推行期,还是明代中期以降朝野率皆用白银的银钱并行时代,铜钱的铸造和使用基本未曾断绝,与官铸钱并行的私铸钱伴随其始终。政府虽然不允许民间私铸,但面对私铸钱的出现,政府也并未简单地加以禁止,而是默许其流通,甚至还确立了其与官铸钱的兑换率,俨然已承认其存在之合法性。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