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多余的人”形象论纲

打开世界文学史,不难发现,“多余的人”的形象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从比较文学角度,重新系统地探讨“多余的人”的形象,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从传统意义上说:提起作品中人物形象,人们通常会说某某是正面人物,某某是反面人物。所谓正面人物,指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旧世界叛逆者——革命者而言;所谓反面人物,指恶棍、赌徒、花花公子、悭吝鬼、骗子手以及旧制度的卫道者而言。但是,这两类艺术形象在世界名著中所占比重甚徽;而大多数却是具有中间性质的中间     

论方鸿渐形象的文化心理

方鸿渐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混血儿。中国传统文化在赋予他人性中正直、善良一面的同时,也窒息了他的个性的发展,造成了他的懦弱无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短暂游离并未使他获得真正的西方文化人格,反而使他丧失了原来的文化立场,他徘徊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人格产生了分裂,因而他无法突破精神的围城,摆脱人生的困境。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

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蜚声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更是目不暇接。根据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在文学上可相应划分为贵族耐期的文学、资产阶吸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及无产阶级时期的文学。每个时期都有体现其时代的特征、文学的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一)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这部文学巨著的争论历代不息。尤其是如何理解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更是众说纷纭。但从五十年代那场对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李希凡、蓝翎同志的两个观点,即认为贾宝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和贾宝玉是代表新兴市民思想的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已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意见。     

论光源氏是“多余的人”的形象

光源氏是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主人公。现在,我们探讨这个人物形象,对进一步认识日本古代贵族社会与《源氏物语》的艺术价值,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源氏物语》产生于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后期.当时日本古代社会开始瓦解,并过渡到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天皇的政治实权,落在大贵族藤原氏一族手中,于是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持续二百余年的所谓“摄政关白”时代。一方面,藤原氏政治上权势很大,可以任意废立天皇,排斥异己,独览朝纲,在家族内部不断争权夺势;     

评《四世同堂》“多余的人”的形象

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一部名著。作品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发人深思的历史沉痛感。(一)老舍的创作始终如一地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真挚关心。他的作品写得最多和写得最成功的,是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多余的人”形象;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如何被时代生活所毁灭的悲剧。《四世同堂》这部作品,与一些正面描写抗日战争和歌颂革命英雄     

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浅析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形象

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描写的是1937年7月到1937年末的人和事,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极度动荡的时期,但《围城》却“情愿抓取不甚动荡和社会一角材料“描写了一群置国难于不顾的一类知识分子群体的和个人的灵魂,这是《围城》     

曹禺剧本中三个“多余人”形象之比较

“多余人”一词是俄国作家赫尔岑在1851年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提出来的,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贵族,对社会不满,谈论得很多,但做得少。这些人在当时所有的进步意义仅在于不满意专制政体,不愿意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他们又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进行斗争,如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在那个时代“多余人”     

“一个人有两个我”──于连形象新论

“一个人有两个我”──于连形象新论曾繁亭正如有些论者所言，于连既卑怯又勇敢，既虚伪又正直，既狡猾又诚实，既老练又天真，既复杂又单纯。由此，也就引发了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种种争论。贬抑者称其为“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褒扬者誉之为“共和主义英雄”，堪谓众说纷...     

方鸿渐的“围城“命运详解

在专制社会中,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越是有真才实学,越是无能,越是无路可走.方鸿渐的"围城",正是历代正直、善良而有真才实学知识分子的"围城".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再论“多余人”

“多余人”是矛盾复杂的。构成其性格矛盾的深层原因 ,是俄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社会历史生活状况。细言之 ,即文化的冲突 (包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底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性与现代文化中的先进性的冲突 )、先进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冲突、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着重从文化冲突上探讨形成“多余人”二重性格的原因。     

“多余人”问题之我见

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学似乎都在描写多余人。在多余人画廊中,有不断追求、不断失望但又尚未陷入绝境的多余人的鼻祖奥涅金,象恶魔一般孤独高傲的皮却林,雄辨的社会活动家罗亭,一心想耕好土地、改善农民生活的拉夫列斯基和颇有才气的别尔托夫,甚至连慵懒的化身——奥勃洛摩夫也在其中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不是由于他的庞大的身躯。多余人概念出现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知是由于人们的思维惯性,还是历史的乖谬,多余人的称号始终伴随着上述主人公,人们似乎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巨大,把他们并列在多余人画廊中是多么不协调。只是在诸如多余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积极的亦或消极的这类派生出来的问题中蕴含着对这个概念及其如此     

漫议《围城》及方鸿渐形象的个体含义

漫议《围城》及方鸿渐形象的个体含义王振彦一、《围城》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世界历史的不平衡性导致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当欧美文学以最富创造性的笔触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繁荣与发展”的层面深人到“喧哗与骚动”的层面时，中国文学还以最快的速度和最负重的肩膀担负...     

多余人毕巧林与高觉新的形象比较

中俄文学史上都出现过很多＂多余人＂形象,本人主要从《家》和《当代英雄》这两部作品来分析其主人公觉新和毕巧林这两个＂多余人＂形象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现代化进程中苦苦寻找“灵魂”的畸零人──对“多余人”、“局外人”、“硬汉”形象的一种解读

人类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追寻,一开始就表现在作为"人学"的文学中。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局外人"、"硬汉"等系列性人物形象,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苦苦寻找失落的"自我"、探求人的精神价值的生动化身与历史记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俄罗斯女性与“多余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两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即“多余人”和“小人物”。每个民族的文学中几乎都出现过象维林(普希金《驿站长》中的人物)那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所以,唯有“多余人”才是俄国文学的“特产”。在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由奥尼金领头,走出了皮却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这批“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贵族青年。他们用凝聚在自己身上的贵族才华、超凡脱俗的言语、还有不很漂亮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的喜剧和悲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正面形象就是由他们充当的。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