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难处，要拉一把” 一段民族团结、人间大爱的赓续传承

<正>金秋九月,大地金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金太阳公益协会多名义工来到革勒车镇大地龙村,整修“义务妈妈”周碧玉的故居,清洁屋场内外环境。义工姚晶艳干得额头冒汗,她说：“这是我干奶奶的老屋,要尽心尽力把房屋修缮好、保护好,并要把奶奶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回汉团结奔小康的领路人——记洛阳市伊川县白沙乡白沙村党总支书记张继兵

2004年农历正月十五一大早,81岁的回族老人丁文德来到村总支书记张继兵的家,对他说:“小伙子,你干得不赖,为全村出了不少力,大家不会忘记的,这把牛尾掸子是我亲手为你做的,出门回来掸一下身上的灰尘,也算我对你的感谢吧。”1998年,张继兵在伊川县白沙乡白沙村汽车站投资创建金鹰大酒店,自任总经理。当时年方27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的张继兵.以聪明和智慧使自己的生意     

湖北口回族乡“三驾马车”拉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湖北口回族乡地处鄂西北边陲,是湖北省惟一以“湖北”冠名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湖北省12个民族乡之一.近年来,湖北口回族乡党委深化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实施壮村富民工程,通过定制度、创载体、强班子“三驾马车”拉动村集体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乡17个村摘掉了“空壳村”的帽子,纷纷捧起了各自的“金饭碗”,预计今年全乡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超100万元,村平过6万元.     

广角镜

“党政分开”与“党政分工”在涵义上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讲“党政分开”而不讲“党政分工”呢?因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职能等都不同,讲“分开”就有了质的规定性,比“分工”明确得多。而“分工”这个概念只从数量上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工作,党委可以干,政府也可以干,只是分一下工而已,     

湖北省民宗委结对帮扶海洋村成效显著

“自从房子整修好以后,在外打工的儿子放心了,儿媳妇回来看到也开心了.”2012年2月23日,湖北省民宗委主任谭徽在一行冒着蒙蒙细雨来到利川市凉雾乡海洋村陈翠云家,贵客的到来,使陈老一家开心得合不拢嘴,赶忙把家里的瓜子、花生端出来招待客人.     

“布泰”村的年节

拉加信府金满县诺囊乡侬肯塞村的村民“布泰”,据其自述是从越南奠边府辗转经过老挝而后落居于今地的,相传已历5代。在“布泰”村中,每年除1月和12月没节过外,其它各月均有节日。二月“潘关栏”节(ban～4 kun～1 Ian～4)。“栏”是打谷时绞起禾谷拍打的器具,“关”是灵魂。“潘关栏”节就是借祭祀打谷用具以祈求谷物丰登的节日。节期不一,分散举行,由各家灵活掌握,只要在二月内哪一天都可举行。供品只用鸡蛋。其意是“栏”魂受用后滑溜滋润,会揽得更多的禾谷。一年开头,秧苗未插而过“潘关栏”     

“葡萄村”葡萄元老的心愿-——赴黔采访人物素描之二

“葡萄村”象人的绰号叫出了名,反而鲜知其真名实姓。它的正式村名是:雷山县丹江区响楼乡郎当村。这村本与水果无缘,“大跃进”刮“共产风”时,分过梨树、苹果树,可惜树又患了“不孕症”,葡萄更是“绝症”。奇的是只要唐志芳果医妙手回春,果树就会“儿孙”满     

邝副部长扶贫记

澄江镇汶口村——江西寻乌县难度最大的革命老区特困村.1988年摆脱了贫困,1989年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对此,人们不会忘记最初下到这里扶贫的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邝钦明. 1985年冬,已是50多岁的老邝向县委、县政府递交了“不脱贫不出村”的责任状,带着扶贫工作组一头扎进了汶口村.这里是畲汉杂居村,504户村民中有129户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更麻烦的是,由于受“宿命论”的影响,村里一些贫困户认为“富贵天注定”、“发家命安排”,坐等救济,对扶贫工作组甩冷眼. 老邝他们首先与村干部一起给村里制定了一个治穷脱贫的规划,然后把129户特困户分配包干到人,又结合各户的实际情况,订出各     

北京胡同名拾趣

北京的胡同以数量多、名称怪著称。大街小巷,经纬密布,若问北京有多少胡同,就连老北京也未必说得清。难怪人们都说,北京“大胡同三干六,小胡同赛牛毛”。有趣的是,北京的许多胡同名也颇具“京味”。     

仙人洞村靠发展旅游业致富奔小康

仙人洞村是位于云南省丘北县“普者黑”风景旅游区中的一个自然村。旅游业开发前这个村是一个贫穷落后出了名的“麻袋村”。199年3以来,仙人洞村党支部带领全体村民在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抓住把云南建成文化大省的历史机遇,走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路子。经过不懈的努力,近年来先后被评为“脱贫奔小康示范村”、“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和“全国精神文明先进村”。仙人洞村是一个彝族撒尼人村,因为村旁有一个天然石洞传说曾被仙人住过而得名。10多年前的仙人洞村十分贫穷落后,全村60%的人不会讲普通话,…     

她“傻”了二十午

在湖南省麻阳县锦和镇上,人们广泛传颂着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共产党员田银秀义务赡养苗族孤寡老人龙满妹的事迹。可也有人说她是自找苦吃的“傻子”。是的,她整整“傻”了二十多年了。这话还得从六十年代初期说起。1963年,锦和镇锦洲村的青年民兵舒长贵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与从小自凤凰苗乡卖到锦洲村的龙大妈的独生女儿张观莲相爱了。热恋中,不料一场急病夺去了张的生命。年过花甲早年丧夫、今又丧失女儿的龙大     

八峰──“鄂西第一村”

八峰──“鄂西第一村”章孟林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八峰村，是全国、全省闻名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双文明模范村”，又是由穷变富的“鄂西第一村”。这个村位于海拔４００米到１４４０米垂直落差的大山里，在东西长３０里、南北宽１０多里的区域内...     

满语“活化石”——伊兰孛

“伊兰孛”的满语,翻译成汉语为“三家子”,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的一个满族聚居并仍能讲满语的村落,隶属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孜族民族乡,距齐齐哈尔市95公里,旧名“上三家子”。“三家子”村是黑龙江省满族人在清朝康熙年间建立的村屯,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著名满学家金启孮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专程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到“三家子”村考察,“三家子”村的满族老人向他讲述了“三家子”村满族的来源:“三家子”村的满族原来居住在吉林,据传都是从长白山迁来的。康熙初年,沙皇俄国入侵我国黑…     

广角镜

湘西发现“傻瓜村”湖南大庸市发现三个“傻瓜村”。三个村的痴呆患病率分别为123‰、119‰、106‰,比国内原发现的“傻瓜村”高出三倍多。出现“傻瓜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近亲婚配。此外,还有经济困难等原因。据悉,湖南省医大将组织多学科60名专家对该村进行十年的综合治理,争取十年后使傻瓜发生率降至2‰以下。     

民委职能作用的发挥

充分发挥民委的职能作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从承德县民委的情况看,应从三个方面下功夫. ——增强事业心是发挥职能作用的前提.民族部门的“硬件”任务和指标不多,多是“软件”,伸缩性强.上级主管部门一年也发不了几个文件,开不了几次会.有人说,民委的工作要干,真是干不完;要     

无标题遐想

近日,有个朋友诉说,他原从事新闻工作,干得蛮不错。只因他是个少数民族,就把他调到了民族工作部门。他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还不如干本行发挥作用更大。又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电视台决定重建民族组,以加强民族宣传。我听了很高兴,立即想起一个人:“赶紧把新闻部的×××(系少数民族)调进去!”我这个朋友却挤了挤眼睛,说:“不,他还是留在新闻部好。那里没有少数民族记者不行!”我顿     

东干人(中亚回族):历史—民族学概述

第三章 东干物质文化之一——住宅 迁徙而来的东干人带来的独特文化,显然不同于中亚各民族的文化。 特别是和中亚各民族相比较,在东干人中,有自己迥然不同的特征,表现在经济、日常生活方式、家庭—婚姻关系上。东干人迁徙到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的初期,住的好像是一家家独居的住宅,这与别的民族不同。后来,尤其是经济频繁活动时期,东干人开始同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相互往来,从而吸收了他们当中感受最优秀的东西。 东干人的村庄无论在设计方面,或结构方面,都不同于吉尔吉斯的“阿依尔”、哈萨克的“阿乌尔”、乌兹别克的“基什拉克”及俄罗斯的住房、简易建筑物与住宅旁的田地。如,在亚里山德罗夫斯克、卡拉库努孜、伊尔迪克、舍尔丘博、扎尔帕克——丘博村及另外一些村奉行传统的正方形设计“房”带有笔直的街道。在房的每一个拐角上,建有房屋及东干类型的家庭用的建筑物。据米粮川村及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村的老人讲,传统的住房面积有150×150米大小。     

冶廷祥的梦

几年前,回族企业家冶廷祥做了一个梦:他站在大海边,从远处划来一条船,到得跟前,一位老船工对他说:“上船吧,小伙子,这条船是来接你的。”船把他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老人说:“你在这里干吧,把岛开发出来,这就是你的事业!”     

邓家瑶族村大种枸杞 发展“订单农业”

江永县夏层铺镇邓家瑶族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面积种植枸杞,走发展“订单农业”之路。2000年,全村种枸杞70亩,产枸杞525万公斤,收入158万元,种植户平均收入2200元。　　邓家瑶族村有103户、490人,有耕地面积644亩,是一个田多地少的自然村。近年来,由于农产品销售不畅通、价格走低等原因,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镇、村干部及时引导群众改革“水田种水稻”的传统,帮助调整产业结构。他们得知县城永阳枸杞酒厂急需开发枸杞基地, 倏与厂家联系得Ｕ厂“瑶家种仰以Ｊｔｓ川【却曲、什技术 忖收购”的合同、Ｒ前…     

青海东部“家西番”的机缘与形成——以清代牌楼沟碑刻为中心

西宁浅山地区的牌楼沟村是一个汉、番混居的村落,在清中后期经历了从陈氏“汉行番俗”到马氏“番汉二礼两相并行”的变化.作为“番”、“汉”家族所具有的族群意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借以地城变迁为背景,通过对牌楼沟村汉、番两个家族的考察,再现他们因应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变,调适自身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省藩中间地带国家、地方/族群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番”的身份标签被利用来参与乡村社会权力与资源的竞争.“家西番”的形成既受国家治边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以“寺族”为主的社会结构.此外,内部双方的竞争及其外在公共认知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