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传奇

在纽约，人们饲养的鹦鹉超过了100万只。一家电视台更是将生意做到了鹦鹉头上，专门开设了“鹦鹉英语讲座高级班”，客户们付款接线后，按时将鹦鹉放到电视机前听课学舌。其中一位名叫玛丽奇的女士，训练了一只鹦鹉“非非”，不仅会对话、唱歌和朗诵，甚至还能模仿一些名演员的唱腔，演绎莎士比亚的名剧片段。     

杰出人物与不肖子孙

杰出人物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杰出人物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杰出人物的子孙优劣与否也事关重大，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及封建社会印记颇深的国度。     

鹦鹉被偷大喊“救命”

据爱尔兰媒体近日报道，爱尔兰一名男子从邻居家偷走了一只价值2000欧元的鹦鹉“奇奇”。没想到，这只13岁的小家伙被带到小偷家饲养后，竟然大喊“救命”。路人听到后随即报警，结果，闻讯上门警方奖小偷逮个正着，并将“奇奇”物归原主。     

在社会与命运中毁灭的美与爱--论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世界文学史、戏剧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作品表现了人文主义的爱情理想与封建思想的矛盾冲突.有人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社会悲剧,有人认为该剧是命运悲剧,这成为历来批评和争论的焦点.但只要将<罗密欧与朱丽叶>结合当时历史进行认真深入地分析,便可认识到,<罗密欧与朱丽叶>既是社会悲剧,又是命运悲剧.     

莫里哀与莎士比亚喜剧艺术比较

文章对在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拿莎士比亚的悲剧与莫里哀的喜剧相比较的现象提出异议,指出应在喜剧范围内比较他们的创作,并找出他们在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制造喜剧效果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就喜剧而言,莫里哀和莎士比亚同样伟大,对传统的"扬莎抑莫"现象提出质疑。     

莎剧人物与宇宙元素

莎剧中的人性世界是原型人性与历史人性的融合,而宇宙元素(水、土、气、风、火、天)则构成其中一个层面,其中每一个宇宙元素都是人性世界的一个原型,它们的不同组合决定了莎剧人物不同的情欲世界。     

信与疑的双重困境：《麦克白》中的命运悖论

《麦克白》中的命运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暗喻或象征。它们不仅构成了该剧的结构框架,而且麦克白败亡的原因除了伦理因素外,主要就在于他对待命运信疑参半的态度。通过麦克白的命运悖论,莎士比亚探索了一颗敏感却不完美的灵魂在一个远非自己能控制的世界里的行动轨迹。     

莎士比亚的《凯撒》与共和主义

《朱利斯·凯撒》(1599)是莎士比亚第一部悲剧。作为主人公的凯撒,在剧中仅出现了三场,一反人们熟悉的凯撒大帝的传统形象,莎士比亚的"凯撒"衰老,耳聋,迷信,虚妄,并且在名为《凯撒》的五幕剧中,在第三幕第一场就死掉了。莎翁为何要这样重塑凯撒的形象?何以这样明显有违"常识"的版本,仍能得到观众的热爱?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凯撒的形象发生了一系列流变,并就此产生了文、史两支不同的阐释传统。"凯撒"一词逐渐演变为王制、帝制、以及君主专制代码,进而在各种文学-历史叙事的包裹之下滚动成为"凯撒神话"。莎士比亚的"凯撒"年老体衰、兼有残疾与性格缺陷,这个"去神话"的形象骤然从身后声名的天顶一下子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莎翁的《凯撒》由此成为一个具有坐标意义的文本。莎翁与共和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凯撒》的上演则与伊丽莎白时代埃塞克斯叛乱事件有着互文关系。与此前的文学传统相较,《凯撒》一剧无疑是"逆流而动"的,但若从思想史的趋向来看,则与时代潮流符合若契,从而这个严重"失实"的文本却会大受民众的欢迎。     

“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解释主要从对立的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角度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情与欲的“理想之爱”———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同性爱

传统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解读侧重于对主题中真、善、美思想的挖掘,认为十四行诗的内容歌颂了男性间的友谊.对十四行诗的文本细读揭示出,莎士比亚在诗中描写的男性之间强烈的感情超越友谊,是诗人心目中所追求和崇尚的理想之爱,是爱与欲的完美结合.     

戏剧行动与完美假象——司汤达的莎士比亚戏剧关学观

作为“浪漫主义旗手”的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美学观。即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强调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学上不同于古典主义戏剧之处和取得的关学成就，就在于莎剧中成功地运用了戏剧行动并使观众获得了完美假象。     

浅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统性与创新性

自出版之日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就以其艺术成就和作为了解诗圣内心世界的材料,散发着持久的魅力。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包括柏拉图式的爱情观、传统意象的运用、以及对时间问题的关注,在内容和修辞上达到传统与创新的精湛结合。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而且,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谐趣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化解读

谐趣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戏剧作为一种大众艺术,谐趣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体现了社会主体的需求意识,另一方面,它是戏剧艺术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谐趣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凯尔特文化中的神怪故事、古希腊的人本意识,特别是世俗人本意识、艺术创作中的"模仿说"和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原则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莎剧谐趣的思想内涵和审美向度,共同塑造了其文化品味。     

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之异同

本文从戏剧创作、戏剧结构、戏剧矛盾冲突、情节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这五方面对莎士比亚戏剧与古希腊戏剧的异同之处进行了研究,认为莎士比亚在学习和借鉴古希腊戏剧之精华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完善和深化,从而成为世界级文学大师。     

魏晋的鹦武赋与当时文士的英才情结

自汉末祢衡为《鹦鹉赋》 ,魏晋时期继作者十余人。细加分析 ,此种现象的发生 ,固有模拟习练、较技竞才的成分 ,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 :当时文士因鹦鹉的聪慧 ,而以之为英才的象征。魏晋乃崇尚英雄的时代 ,文士更往往以英才自居 ,遂形成借鹦鹉以抒写其英才情结的风气。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研究综述

在近年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莎士比亚与宗教，特别是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成为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围绕着这一课题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共发表论文近20篇，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圣经》与莎剧、莎剧中的基督教因素等。     

论弗莱之喜剧批评与莎士比亚喜剧

弗莱的喜剧批评以它的虚构型模式与叙述结构为特点。就其喜剧模式与叙事结构加以归纳评述 ,可以看出弗氏以莎剧为例有关喜剧与悲剧之间的相互交融渗透的关系     

中晚唐游仙诗与传奇

初唐与盛唐时期,游仙诗基本上是沿着先唐游仙诗开创的歌咏“列仙之趣”和“坎　咏怀”的传统继续发展,但中唐以后向艳情化、世俗化和宗教化的方向演变,特别是随着传奇的兴盛,游仙诗开始与传奇结合。虽然这一现象对游仙诗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却未能引起历来论者的重视。传奇与游仙诗的结合使游仙诗的内容有了拓展,表现的范围更为宽广,抒发的感情更加丰富多样,出现了叙事性的游仙诗,并且对游仙诗的宗教化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游仙诗出现在传奇中,为传奇增添了诗情和浪漫色彩,促进了传奇的发展。     

阐释、改编与传播——莎士比亚跨越时空

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能够跨越时空,属于整个世界,“属于所有的世纪”。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阐释研究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重要前提,是莎士比亚研究的基础一环,也是莎士比亚研究的源泉和动力。随着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和新的文学研究视角的出现,学者们不断将莎士比亚作品置于新的背景之下,从新的视角对其加以阐释。改编是一种传承,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对改编及其遵循的原则进行研究将为改编提供理论指导;对改编后的作品进行研究,将促进改编质量的提高。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集中体现。对如何在异域文化中培养适合传播莎士比亚的语境,对改编作品的本土化思考以及传播手段的研究,都将促使莎士比亚得到更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