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草狂放到碑学复古——晚明到清末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化激荡,书法艺术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与文化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深层契合。探索一定历史书风变迁,有助于深刻解读书家身世、时代思潮、社会政治等方面变化。     

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发展略论

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的书法教育极具代表性,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特色。清代中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以晋唐书风为主的帖学一路;与科举相适应的书风;篆书艺术达到鼎盛。清代晚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虽已接受碑学思想,但在书写实践上仍然以帖学为主。通过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力图勾勒出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发展的全貌。     

清代隶书的复兴及其文化基础

清代隶书的复兴既是书法自身发展的结果 ,又有着广泛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晚明豪放书风虽然是帖学内部的变革 ,但已在审美思想上开启了清代书学思想转换的思潮。帖学的衰落促使清初的有识之书家进行新的探索 ,因而出现了隶书的复苏 ;文物的大量出土 ,金石考据学的兴起 ,以及在此基础上碑学理论的创立 ,极大地促进了隶书创作的繁荣 ,从而迎来了清代隶书的全面复兴。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碑帖艺术价值的历史判断

帖学与碑学是书法艺术中的两大流派。自清代碑学形成后,碑帖之间孰优孰劣成为书学上争论的焦点,碑学大师康有为认为帖学书派自唐宋而下柔弱无力,大力提倡六朝碑版书风,实是矫枉过正。清代帖学的衰退是因其背离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精神,艺术上陷于僵化造成的。碑、帖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因此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将之置于同一个审美层面上,对它们加以全面认识并作出艺术取向上的定位,唯此,对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明中叶文艺思潮与晚明书法风格

明代的政治、经济因素,基奠了明中叶的文艺思潮,对晚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双重影响,从嘉靖开始,书法风格出现转折,表现个性、表现情感的作品大量出现,随着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的出现,晚明书法风格确立并成熟,并形成了拙、重、厚、大、古、媚等审美特点.     

董老的遗墨

董老的诗赋有高深的造诣,其书法的根底功力同样也很深厚。早年也精碑学,揩书出自颜真卿和欧阳询书体,行书则具黄庭坚、赵孟頫书风,但不拘泥古人,而有自己的风格。     

馆阁体探源

<正> 时人论书者霍如繁星,有引古以论今者,有引外以贬昔者,不一而足。唯对书法技艺探源者一如凤毛。余爱“打破砂锅”,又感于群殴馆阁体,深抱不平。今之不振何怪古人?概馆阁体非因帝王所倡,实为人群自立于艺术殿堂,此体自始至末持续三朝,如非是,何以延续数百年?大凡中国书体,风格、技法,总是首自采于劳动者,文人进取多以此为基奠。甲骨文以刀定笔;汉隶出自奴隶之手;北碑乃雕师之功;馆阁体赖于印刷之能。中国印刷术造就了两大书体:一为宋字(方体),一为楷字(元体),借字派生馆阁体,且广及宫庭、官府、富户、庶     

刺点与标出:晚明书法的文化符号学分析

晚明时期,中国书法出现了巨大变革,张瑞图、傅山、王铎等书家,以狂放恣肆的笔墨冲击着传统中正典雅的书法风格。借用罗兰·巴特的"刺点"以及文化符号学相关理论,可以发现晚明书法的革新意义。晚明书法在笔法、章法、笔墨方面呈现出"刺点"风格,并体现出一定的异项艺术特质,由此凸显了书法艺术的本体性意义。     

钩深致远，返本开新——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的建构

本文梳理了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发生的士人心态根源和时代学术背景,展示了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从顾炎武的开派示范到碑学审美理念的提撕以至书法史的重新清理。标举其钩深致远、返本开新的学术志向以及对书法历史资源沉实筛选和冷静清理的学术气质。继承发扬这种人文学术品格对于当下的书法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

明代状元诗文与馆阁文学关系密切。明代商辂、柯潜、吴宽三位状元的诗文,初步显示了台阁体向茶陵派的演变过程。正统末年,台阁体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消失,商辂的山水题画诗,代表着馆阁文学的初步转向。柯潜诗文体现的翰苑风流,对茶陵派的形成有深层影响。吴宽是茶陵派的重要羽翼,其诗体现了吴中文风与馆阁文学,亦即山林气与馆阁气的融合。对政治的疏远,山林气的融入,以及对诗的偏爱,均体现出明中期馆阁文学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变。     

论阮元的书法理论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邓石如的碑学实践及其对清代碑学的意义

作为清代碑学大师的邓石如,他的碑学实践在中国书法史的长河中起着不同凡响的作用,并为书坛架起了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他的全面实践的碑学主张不仅重新树立了书法典范和价值取向,而且对篆、隶、楷书的振兴和创新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并启示着乾嘉之后的碑学实践者。此外,在对其碑派书法的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一番争议,然而当新范式逐渐站稳脚步,人们将重新审视邓石如对碑学的实际意义。     

论晚清科举书法特征

科举书法是晚清帖学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书法有如下特征:结字讲究"平正端庄",执笔强调"指死腕活",笔墨上则推崇"羊毫浓墨"。其中,结字平正打上了道德烙印,紧执笔法和选择羊毫笔是受碑学书法实践的影响。     

论杨一清四入陕西及其边塞书写的意义

出身馆阁的杨一清把台阁文学中的禁体诗创作和联句唱和风气注入陕西藩臬唱和之中,边塞风物也赋予杨一清诗歌以新面貌,改变着其书写形态。特别是二次入陕以来,杨一清以政治家的格局写西北风物与边地战事,视野恢宏而"意气健畅"。这种边塞书写是明中叶明蒙战局深化的逻辑结果,促成了杨一清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重要转进,影响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创作趋势。杨一清从馆阁唱和向边塞书写的转向,展现了明中叶文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逻辑。文学创作的重点逐渐从台阁体趋向文学复古运动,从中央文学趋向地方文学,从馆阁唱和趋向江山朔漠的广阔天地。     

杨守敬的碑帖并重思想

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书家,杨守敬在清代碑学和帖学的兴衰中,站在历史的高峰上观察时变,客观、全面地对待碑帖,以中和持平的观点,提出"碑帖并重"的思想,主张"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从而促使晚清碑帖两大流派的合流.     

从赵宧光《寒山帚谈》窥其书学思想

晚明书法好奇之风极盛,书家们喜用奇字,并以研习时人书风为尚。赵宧光《寒山帚谈》针对时俗、时弊,提出了以篆书为尚的崇古思想,以结构、用笔为主的核心论,以自然平实为追求的审美趣尚,对晚明书风的匡正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锡曾书学思想试论

魏锡曾是清代晚期一位杰出的金石学家、书法理论家.道光以后,经过了阮元的号召和包世臣的推动,碑学理论逐步成熟,并大兴于成、同年间.此时的书家少有超出碑学樊篱者,魏氏也不例外,其书学思想带有明显时代的烙印.然而,在其书论、题跋中,我们更能看出魏氏的书学思想植根于传统.文中对魏锡曾<绩语堂全集>中的书论、题跋进行梳理,总结出魏氏的书学思想主要有三:学篆、隶为存古法;以碑学技法求古法;不废传统帖学.     

从驻防满城到里城大院——开封驻防满城的变迁

开封八旗驻防设置于1720年,是清代八旗驻防黄河防线的重要一环。清末民初,开封驻防满城发生了巨大变迁,满城被拆除,旗人被迫去工厂做工或到农村务农,旗人的司法特权消失,生活极端困顿,人口因社会的剧烈变动而锐减。新中国建立后,开封满族、蒙古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走上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