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法治国”虚伪性的批判及其对我国立法工作的启示

恩格斯以英国为例,批判了资本主义“法治国”的虚伪性。他指出,资本主义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人人平等,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并且自身矛盾重重。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法治国”虚伪性的批判,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真正成为人民意志的表现,保证人民享有事实上的平等权利,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并注重自身的和谐一致。     

律师角色的转换与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提出并运用诉讼代理人与对抗型法治和ADR参与人与合作型法治两对分析范畴 ,以民事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认为“司法危机”就是法治危机。在此基础上 ,认为本质上经由诉讼实践并实现的只能是对抗型法治 ,由此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与对抗型法治语境中的“司法危机”具有内在联系 ;认为ADR有助于实践合作型法治 ,有助于缓解“司法危机” ,而作为ADR参与人的律师在实践合作型法治 ,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最后 ,对最近我国推动ADR实践及建立律师诚信制度的具体做法做了实证分析     

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师徒型”社会公益援助模式新探

按照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目标的实质要求，进一步实现值班律师法律援助的实效化、专业化成为重中之重。在值班律师法律援助方式方面，应积极探索“师徒型”社会公益法律援助的新模式，通过吸纳高校中已获得法律职业资格的硕士研究生这一强大专业人才储备，在“双师型”导师指导下，对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速裁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通过免费提供“一对一”公益性法律援助的方式，对具体个案提供全程跟进的法律援助，为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提供可行的实施方案。     

茂名市“一村(居)一律师”工作在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的合理性分析

建立"一村(居)一律师"工作制度,为每个村(居)委会聘请一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指导调解等服务,解决基层法律问题,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夯实基层法治根基的应有之举。     

1936-1946年英国对中国领土达旺地区的侵占及施压

中印边界东段西端的达旺、东端的瓦弄,是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期间侵占中国领土的两个战略中心点。在1936—1946年长达十年里,英国对达旺推行侵占的“前进政策”。1936年,英国派遣古德入藏施压。接着,英国步步进逼,于1938年派出探险队,1943年派出军队,1944年设置军事哨所。继之,英国一方面竭力剥夺中国的主权,割裂西藏地方政府对达旺地区的行政权和治理权,派遣官员巡视并以政府官员身份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一方面由古德、谢里夫、霍普金斯、黎吉生对噶厦交涉,企图迫使噶厦承认它占领达旺。噶厦否认西姆拉“条约”,指出达旺地区属于中国领土,要求英军撤走哨所,恢复原状。英国的企图未能得逞。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律师被铐事件的法治思考

律师在社会化生活中的地位如何,与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关。律师社会地位的成长过程,与人类社会法治水平发展的脉络是相呼应的。在法治水平低下的社会,律师的社会地位低,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微弱;反之则高、则强。2009年7月10日云南省澄江县法院法官将出庭律师铐在法院篮球架上晒太阳四十分钟左右,这一事件引起了法律界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通过事件的反思,为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 ,弄清楚传统法学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 ,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 ,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俄罗斯的转折：从普京到梅普组合

从2000年起,“普京”在俄罗斯甚至在世界成为人们嘴边经常出现的词语,俄罗斯从此进入“普京时代”。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期间,政治经济走上了有序的发展轨道,国家实力显著提高。国际舞台上的俄罗斯正力图重返世界强国的地位。2007年至2008年俄罗斯相继迎来杜马和总统选举,这是普京执政八年来重要的权力交接,2008年5月7日,饿罗斯联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俄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正式成为俄第三位总统。随后,他提名卸任总统普京为政府总理。自此,俄进入了一个以“梅普组合”为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梅普组合”是“普京时代”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对普京而言,这是一个“离任不离权”的安全过渡模式。普京虽然从总统变为总理,但他同时还出任议会多数派统一俄罗斯党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其手中实权不逊于现任总统,这种政权结构无疑有利于保持普京方针的延续性。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刑事辩护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福利

在现代法治观念下,中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原条文做了“大手术”,尤其在辩护制度方面“医治”了诸如侦查阶段律师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会见难”等“病症”,体现了公正审判的精神以及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由此,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开始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三常”法治观的刑法哲学之维

在“西方现代性范式”大行其道的中国“法治”语境中,陈忠林教授所倡导的“三常”(常理、常识、常情)法治观弥足珍贵。“三常”不应是倡言者一个人的“三常”。笔者以刑事法治为分析中心,运用刑法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模式对其予以解读和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其中贯穿始终的“三常”范式超然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为人们寻求“应然”与“实然”高度结合的刑事法律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理论道路。最后,笔者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和质疑。     

21世纪律师协作与业务的研讨——中南六省(区)律师协作暨律师业务研讨会综述

中南六省(区)律师协作暨律师业务研讨会于2000年8月23日至26日在广西北海召开,来自广东、海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六省(区)律师协会的领导及律师近7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共提交了论文45篇。与会者就祖国即将加入ＷＴＯ、祖国走向统一、西部大开发、律师法的即将修正等对律师协作及业务的影响、机遇、挑战、应对等有关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研讨。现将本次研讨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一、“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国律师制度的法治协调建设作为一个中国律师工作者,在港澳回归祖国后的今天,台湾问题的解决摆上议事日程,祖国走向统一与即将加入…     

中国—东盟“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建构与前瞻——基于法治“一带一路”视野

法治治理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公共产品,二者具有天然的共生性。东盟国家历来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全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国—东盟健康发展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为区域和全球稳定提供了支持。丝路精神特别是海丝文化所指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方法,也是中国—东盟硬法与软法法律效力的深层次来源。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外在表现为“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内在表现为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丝路精神的、由硬法与软法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结构,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政策、标准等;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法治“一带一路”、“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是对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则体系在不同维度上的刻画。从实践性角度,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可区别为框架性规范与领域类规范,其中,领域类规范以经济类规范为主...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机制及其构筑和完善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稳定压倒一切”,法治、效率和民主的原则,正确处理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关系,构筑和完善科学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机制。     

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走向

英国律师产生伊始就分为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代理人两部分。后来,辩护人演变为出庭律师,垄断了出庭辩护权,代理人则与16世纪新兴的事务律师融合一起,组成了事务律师分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律师结构。20世纪末,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作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宋庆龄未当选过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名誉社长

近读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文(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发现有这样一段文字:“1912年1月,上海成立了神州共和协济社,一致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会长。”阅罢颇感疑惑,查1912年3月22日《时报》刊《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开会纪事》中列有同年3月16日该社成立大会上领导成员选举结果:“名誉社长孙中山夫人、伍廷芳夫人、吴芝瑛君、刘青侠君。”孙中山与宋庆龄于1915年10月才在日本东京结婚,宋庆龄怎么可能在1912年初成为“孙中山夫人”呢?显然,这里所谓“孙中山夫人”实指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另外,1912年宋庆龄正在美国佐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