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施蛰存对《现代》杂志的编辑策略——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杂志市场病态繁荣,激烈竞争中,施蛰存主编的大型纯文学杂志《现代》脱颖而出,一度辉煌。这归功于施蛰存成功的编辑策略:一、编辑方针兼容并蓄,坚持中间路线,刊发不同政治倾向、艺术方法与创作风格的文学作品,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二、编辑意识积极灵活,根据市场需求和读者反馈,及时多样地调整刊物的出版形式以开拓销路;三、编辑倾向趋时求新,将现代派和左翼文学并置以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等。本文试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进行说明。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生存体验 ,与东方古典艺术精神有契合之处。从“无形功利说”的文学观、“茶道”式的人生态度以及鉴赏式批评观等三个方面去辨析周作人与英国唯美主义之间的关联 ,可见其遭遇西方唯美主义 ,同时归依古典东方精神的复杂面貌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系统，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文学译介活动不可或缺的途径。本文回到历史的语境，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译介活动为中心，结合译介者群体诗学观的转变，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对文学译介所带来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左翼期刊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流派特色

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文艺界形成了以一些刊物为核心的几支带有流派特色的批评队伍。这些刊物在俄苏文学和文论的译介上展示了不同的理论个性。《七月》坚持文学的审美主体性理想,偏重文学理论的译介,关注非主流的文艺作品,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人性的意义;《文艺阵地》持主流立场与服务抗战的态度,重视苏联文坛的主流思想和作品,重视战争题材的作品和理论,重视文学知识的介绍;《中国文化》从政治高度思考文学的问题,大力译介苏联主流文论,并重视对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介绍。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夏氏兄弟与新批评

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在4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新批评,50年代通过《文学杂志》在台港地区对新批评进行译介、传播,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学术界理论形式的变化,他们对新批评的认识也发生转变。可以说,新批评是引领夏氏兄弟走上学术道路的重要文学理论,但是也一度误导了他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夏氏兄弟的学术研究告诫我们,西方理论资源有时能够开拓视野,固然可资借镜。但是,是否所有的西方理论都能适用于中国文学的现实语境,则需要保持谨慎。面对时兴的西方文学理论,我们不能盲从,必须有定力、有信心,坚持从中国文学的现实语境出发,开创真正符合本土国情的文学理论,才是真正可行的道路。     

现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

“五四”之后直至1940年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主要分阶段侧重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大致集中在1917～1925年,重点译介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意识流译介的鼎盛时期,研究意识流的文学论著以及部分意识流大师的文论和小说得到了较多译介。意识流的译介使中国文坛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技巧、意识流小说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理性的认知,也为意识流技巧走入中国文学,最终为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代王贝实主义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括由昀《文艺报》

1950年代国内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以其绝对的权威性通过译介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50年代国内文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产生重要影响,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重视期刊传播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本刊作者

黎跃进 1957年生。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东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参编参著专业辞书、教材和著作30余种。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当代中外文学名著导论——一种比较文化的透视》、《外国文学新论》、《外国文学争鸣评述》、《东方文学史论》、《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简明东方文学史》、《湖南20世纪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超越》、《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     

“五四”前后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共生。＂五四＂及其以前,王国维、蔡元培、周作人从不同侧面奠定和回应了审美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观。＂五四＂期间及其以后,创造社、新月派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使审美主义进入文学实践领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渊源之一。     

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及其诗风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与道教渊源颇深,道教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道教文化与李白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探求道教对李白人生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李白信道、学道、寻道、悟道的分析,阐明李白的道教信仰。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李白悟道的灵性完美结合,促使其山水诗具有人格化、神灵化特点,形成独特的仙灵化风格。     

两种审美主义变体及其互渗特征

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其双重源头即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周作人和宗白华两人可以分别视为两种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中国审美主义带着中国语境的深深印记,实际上呈现为两种变体——精英审美主义和市民审美主义。这两种审美主义变体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而存在独特的互渗性关联,构成了中国现代审美主义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     

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影像阐释与叙事艺术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要遵循以“性灵为主体”,“以儿童精神生命成长为叙事原则”的影像阐释与叙事美学原则。以朴真唯美、充满童真童趣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贴近童心回归自然的创作理念。在叙事中要以儿童意识为本位,以儿童的审美需要为旨归,以此实现视觉镜像与文字传达的艺术形式的转换与生成。     

纯粹论还是工具论：探因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对文艺纯粹论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入的了解，更由于中国文学史没有文学自主的现实经验，使得他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论说时，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会觉得文学工具论更合时宜；其次，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第三，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实用主义考虑。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

冲淡美不但被我国传统美学所青睐,更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周作人的散文,通过对平实而广泛的内容的叙写和自然平易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超然于艳冶禾农丽之外的散文胜境———冲淡之美。他的这类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

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被奴役性、停滞性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定格。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崛起的事实,不断挑战这一"千古传奇"和"历史定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是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进入,而是源自长期被思想界所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从主体看,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农民自由主义,核心要素是自由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种在自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农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潜藏于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它也受到专制政体的压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对中国数千年以自主性和积极性为核心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的尊重,同时又极大地释放了被压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由此促成了中国的崛起。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大提升了东方自由主义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角度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坚持这一根本属性不仅决定着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决定着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解和态度。而种种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误解,恰恰根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认识。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分析框架重新解读东方社会理论,主要从东方社会的性质和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两个方面展开。这样的解读方式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诺思洛普·弗莱构建文化批评的方式。他以文学为切入点进入文化批评,由词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形成的两极张力构成了其整体批评基础,文化批评则位于批评的离心倾向上。此外,弗莱借用“神话”来阐释文化批评。神话的多义性再次张开了一个向心/离心阐释模式,这一模式正是审美论和决定论复杂关系的体现。弗莱企图中和两者,从而使文学与文化批评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