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村民自治实践进程中的政府行为

中国村民自治是由农民创造的,但其运作过程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目前,对于政府介入下的村民自治的功效,理论界争论不一。我们认为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政府介入村民自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介入会逐渐走向规范化,实现由行政向自治的转变     

我国产业结构趋同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本文通过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选择中的行为分析，说明了地方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的介入加剧了低效率的产业结构趋同。主要原因在于存在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及其软性行为约束，而改变这两者是极其困难的。解决的办法在于产业选择的市场化和重要产业政策的中央集权，以及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以科学的产业选择指标为依据，避免个人主观意志。     

合作行政:服务行政行为的一种模式

当代行政法的变革在理念上呼唤着契约精神,在理论研究上催生着合作行政,在实践中也呼应着合作行政;同时,为适应当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热潮,行政行为模式也要由服从行政到协作行政再演变到服务行政。作为服务行政行为的一种模式,合作行政有助于社会本位的外化和实现,有利于最大限度推动民主行政,并可以有效促成公共服务和有限政府的统一。     

我国旧村改造中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模式探析——以山东沈泉庄的改造实践为例

2006年以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旧村改造工程,由此引发了政府部门、投资开发者、旧村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中国十大经济强村之一的山东省临沂市沈泉庄村,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的一个典型,在村民对旧村改造存在较大意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强力推进改造工程,而是本着合作信任、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与村民平等协商,对旧村改造的拟建户型、安置方式和补偿标准进行改进,有效化解了村民顾虑,平稳推进改造工程。旧村改造中的合作治理在行为模式上以平等主体的自愿行为超越了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构建起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平台,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和参与路径,加大了村民在旧村改造中的话语权,可以有效缓解旧村改造中的利益冲突,促进和谐农村的建设。     

中国城镇化中政府行为之法律分析

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介入和适度干预,但政府的介入与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需将其置于法治框架内,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前提则是要对城镇化中的政府行为予以分析,以厘清法律规制的应有对象。在城镇化中,政府的介入与干预主要体现为政治决策、行政规划以及土地征收等,由于政治决策的特殊性,对其进行规制应主要依赖于民主政治的完善而非法律制度的创新,因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行政规划和土地征收。     

我国农民参与民主自治的政治文化调查研究

基于政治文化对政治参与行为的主导作用 ,采用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我国农民参与民主自治的状况。调查发现 ,当前我国农民的民主参与行为尚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的支撑。构建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 ,关键是从各个层面、以各种途径确保农民能够从村民自治中获得切身利益。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农民自己创造的村民自治到政府推动下的村民自治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村民自治实践促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创新,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和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发展。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进行,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创新,加快与村民自治相关的立法工作,使村民自治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规范化健康发展的轨道。     

基于新合作主义视角的非公企业职工参与探析——以浙江慈溪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个案

新合作主义是当代欧美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式;它对我国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及其劳资关系处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从新合作主义视角来看,基于浙江慈溪集体协商工资的个案经验,当前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呈现一种合作参与;而具有合作参与的形成动力、具体表现和合作模式也体现着若干缺陷,这需要从政府行为协调化、职工参与权利规范化、工会自治能力优化,以及促进社会组织介入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于推进村民选举的思考

中国农村所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是国家、地方政府与村民三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对村民选举的背景进行了概述,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村民选举中主要存在着选民热情不高、领导信用缺乏、两委关系紧张、家族势力介入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了对策。     

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探析

建立村民自治纠纷的司法裁决和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与司法本身的特性相适应.它不仅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而且使争议能在法定渠道内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正确规范、引导农村基层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确保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能够有机统一、协调和谐,保障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出版企业文化建设刍议

"企业文化是企业中一整套共享的观念、信念、价值和行为规则,以致于促成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企业文化管理>陈春花著),企业文化建设包括理念、行为和视觉三个层次.其中理念层次侧重于培训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行为层次着重于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视觉层次则着重于构建企业的外在识别系统.出版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村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

村民自治原本是中国农村在村治变迁中的一种自组织行为选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乡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事实上,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制度机理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结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运行。但是,当前村民自治中的诸多扭曲现象,也令人忧虑。     

论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诺思悖论行为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分权化的制度架构使地方政府行为具有了正反两种趋向的行为:政府既扩展市场,又分割市场;既进入区域共同市场参与经济合作,又以行政权力损害区域共同市场建设.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悖论行为实质是地方政府为追求行政区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政府间竞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所具有的统一性、协调性的特征,客观上要求有新的制度供给来校正分权化体制架构下政府分割市场的行为.     

论司法介入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不规范现象在我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转型加剧了其失范的隐患,司法应当介入这一民主范式所产生的纠纷。但在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法律、法院作用有限,明确村民自治的团体社会性质,从呵护宝贵的基层民主制度出发,社会转型期的介入性司法应审慎介入村民自治纠纷,以救济的可行性为核心把握司法介入村民自治的范围、限度并推动村民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完善。     

政府行为优化与公民政治参与

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视域 ,政府行为优化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其必然要求。政府行为优化主要体现在运行效率、政策透明、行为公正和行为合法四个方面。而公民政治参与则构成对政府行为优化的主要推动力 ,促进政府运行高效、决策科学、行政民主、行为稳定和实现合法性的转换。通过两者双向联动的合作机制 ,共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论公民社会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社会观念结构。与这一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政治结构也面临着重大变革,政府面临着转变职能的紧迫任务。政治的进步需要公民社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将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之一。公民社会通过建议、监督、批评、批判等一系列建设性的非暴力的形式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制约,同时接受国家的正当的合法的制约。二者就是在这种互动与监督中形成良性平衡关系,形成一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最终促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对区域全周期治理的营造与影响——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动态考察

“意愿-行为”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全周期过程,合作意愿分配是地方政府有方向营造合作行为的隐性过程,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分配何以驱动显性合作行为并由此形塑区域治理结构,是有待回应的研究命题。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2012年至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都市圈“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的分配特征以及意愿驱动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是“意愿-行为”过程中的前置环节,通过对合作意愿对象的分配形成合作网络环境的营造效应,界定合作网络的风险、成本与文化。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分配具有等级、辖区和地理三条路径,其对周边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分配形成了“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个体意愿网络。都市圈合作的意愿网络与政策网络互构过程中,意愿转化为行为,驱动“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形成。     

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制度约束及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因素的诸多影响.为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制度,迫切需要探索引入新的模式和机制.以改进地方政府投资管理制度,通过模式创新以突破传统体制的制度约束,优化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效率.     

亚太经济合作的新态势与贵州的选择

一、亚太经济合作的新态势 第一,亚太经济合作由专家探讨变成政府行为,形成官民合作机制同时运作的新格局。从1960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教授率先提出太平洋经商合作的构想以来,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先后提出过“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等构想,并产生“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等区域组织。这些构想和组织,虽然对探索和协调亚太经济合作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因多种因素的制约,未能在促成亚太经济合作方面产生较大较多效应。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应运而生,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由专家探索变为官方探讨和政府行为。尤其是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5届部长级会议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对亚太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民间机构仍然在提供信息,分析信息和谋划对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官民合作机制。看趋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亚太经济合作体制中官民合作的格局将继续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