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的主客体关系与突发性群体事件

近年来对突发性群众事件的许多研究证明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群体事件存在、发展、变化的主线。根据舆情研究理论 ,从舆情的主客体关系及其本质认识突发性群体事件 ,重视舆情 ,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并建立有效预防机制。     

网络时代如何实现官民良性互动——地方党委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热点问题的经验和做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处置各种网络热点事件,对执政党是个新的考验。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稳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开始重视网络舆情,研究网络舆情热点形成和发展规律,并积累了一些有益和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做法：面对群众质疑,政府学会倾听;及时公布真相,成为舆论的＂意见领袖＂;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维护政府公信力;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主动占领舆论阵地;加强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热点等。目前,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日益显现。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近代铁路土地的征购及其实现——以萍乡铁路为例

近代铁路土地的征购,既是关系铁路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乎地方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土地的征购,涉及与地方社会的产权交易。为了获得铁路建设用地,路矿当局联合地方政府,在组织上,拉拢地方士绅组建征地机构,协调与沿线民众的关系,协助土地征购的实现;在交易原则上,尊重民间习惯法,维护民众利益,提高征地价格,吸引民众出让土地;在交易形式上,对个人和共有土地,分别采取收买与兑换的方式实施征购;在善后问题上,妥善安置失业佃农和业主,保持社会稳定。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舆情视角研究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近些年出现较多的社会现象。舆情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从舆情的视角来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反映舆情的窗口,它反映了群众的情绪,集中表达了群众的社会政治判断,表现了民众主体与国家管理者客体的利益矛盾,具有深刻的舆情内涵。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表达机制不完善,社会安全阀机制失灵,监督和参与机制不健全,市场经济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间存在真空的舆情问题。     

舆情变动规律初论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因此,它的基本内容可以理解为民众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群体心理活动。在本质上,舆情则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复杂体现。舆情的产生、变化和结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从它的产生看,它是国家管理者“生产”或“管理”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包括各类政策、法规、制度、措施以及领袖形象和社会问题等诸多的复杂内容刺激的直接结果;从它的变化和结束看,舆情是随着刺激它产生的各类社会事项的变化和结束的情况而变动的。但是,舆情作为政治性很强的群体心理活动,它的变化和结束又有着自身复杂多变的规则和轨迹:舆情的主要持有者或主体本身的基本构成和政治素质,都会对他们的群体心理活动的具体情形产生影响;民众对过去的一个社会事项曾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会部分地“残留”在他们对一个新的社会事项的心理反应之中。掌握舆情变动规律,对“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突发性群体事件中舆情信息的汇集与分析

“舆情”为研究突发性群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这对研究突发性群体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舆情汇集工作,不仅要明确获取舆情的基本渠道,还要密切关注在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舆情可能表现出的各种具体形态。在此基础上,采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对舆情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加工,以辅助相关决策工作。     

明代告示传播机制与舆论功能

明代官方告示的生成过程、传播路径和制度规定已趋完善。一方面,明代告示经由皇帝、中央部院、地方政府以至乡村、城镇、边关的相互传递,实现了传达政令、宣扬规范、示警戒谕、纯化风气之目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明代民众对于官方告示遵从、抗拒、批判、赞誉等舆论反响,充分彰显了民意民愿对权力意志、官方舆论的调适和干预能力,而官方对于民众反响的诸般回应,则进一步催生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复杂多变、多元互动之关系。     

推进基层政府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研究

作为利益表达的新形式,网络舆情一方面为权利的实现提供平台,另一方面也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执政者,在网络舆情处置上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才会不断提高网络执政能力,逐步把网络打造成为人民利益实现的表达平台、政府执政的便民平台、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公正平台。本文对网络舆情影响基层政府形象塑造的机理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以理论与案例实证相结合的形式,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合理处理两者关系,妥善引导网络舆情,切实提升基层政府形象的满意度。     

社会边缘人: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基于SS事件的分析

以SS事件为例,从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积极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及其力量的展示过程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当前,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具有社会边缘人特征.社会边缘人的力量展示过程如下:以社会性纽带为组织后盾;通过有效动员向民众借力;寻求政治机会,使地方政府居于强者弱势地位;引领聚集者挑战地方政府权威.社会边缘人是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其参与行动可解释为以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其动员能力强,组织化程度低,但其惊人的力量难以持久.     

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

网络舆情作为民众关于社会政治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在互联网上的表达,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日益重视.能否正确合理地应对网络舆情,已成为政府部门执政能力和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地方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维权与维稳的现状、关系及有效实现

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冲突前所未有,侵权行为日益增多,维权诉求日益强烈。如果各方面权益诉求不能较好地得到满足,社会风险就会超出现阶段可以承受的范围,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有效实现社会主体的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当准确把握当前社会维权与维稳的基本现状,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把维稳建立在维权的基础之上。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框架内,树立现代治理观,通过法治社会建设去实现维权与维稳的双赢。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有效推进基层维稳工作的途径探析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与归宿,它与我国当前基层维稳工作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内在契合主要体现为公民本位、权益至上、协同服务与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有效推进基层维稳工作,必须使政府公务员真正树立公民本位的维稳观念;逐渐完善政府主导、团体协助与公民参与的维稳联动机制;加强地方财政对政府维稳工作的投入与合理使用;加强制定与执行基层维稳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维稳工作的问责机制建设。     

政府的媒介素养与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

媒介素养是现实个体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评判以及运用能力。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各种媒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个政府如果不会或者不善于面对媒体,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政府。有鉴于此,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既是一种处理日常工作问题的基本能力、一种必备的内在修养,也是在处理危机事件或重大突发事件中彰显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现实要求。这决定了政府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必将深刻影响着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策略和舆论引导效果。     

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发展态势与应对

2012年中国网民用户已突破5亿,新媒体成为人们传递信息、发表言论、生成舆论的重要平台。近两年,"小悦悦事件""、北京特大暴雨事件"等社会热点事件进一步彰显了新媒体对于公共事件网络舆论传播的重要性。新媒体在为受众搭建更广阔舆论平台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自媒体时代舆论聚变的非理性与信息公开滞后性的互构——以“PX项目魔咒”的建构为例

舆论对厦门大学赵玉芬院士、袁东星教授关于PX项目危害性、选址要求言论的传播,建构了“PX项目魔咒”.魔咒在厦门PX项目事件生效后,传染到其他PX项目所在城市并奏效.借助自媒体,有关PX项目的舆论得以聚集聚变,其非理性成分超过理性成分,形成倒置的“沉默的螺旋”；信息公开的滞后性导致民众与政府关于PX项目信息的不对称,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非理性与滞后性两者互相建构,是“PX项目魔咒”屡屡奏效的根源.要破解这一魔咒、重树政府公信力,需引导舆论趋于理性、信息趋于公开透明,搭建政府、民众、媒体、知识阶层之间理性互动交流的平台,把矛盾“从暴力层面”降低到“讨论层面”.     

提升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对策思考

网络舆情表达日益成为民众诉求表达的重要途径,网络舆情影响力日益增强,既给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也给党和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舆情引导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网络管理制度建设,规范民众网络参与,完善网络引导机制,加强网络相关法制建设,是有效提升党和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有效措施。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之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组织建设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当前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积极发挥"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功能,成为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社会组织在促进民众就业、增强民众归属感、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动员社会慈善力量、预警群体性事件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功能。虽然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但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应在以下方面努力: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社会组织的公共财政扶持机制、适当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等。     

“失独者”维权行为的社会及心理分析

失独者群体是我国特殊时期——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时期的产物,其人数规模比较庞大,生存困境十分显著。近年来这一群体发生集体维权事件,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切。分析、理解失独者上访行为背后的社会与心理因素,将会帮助我们避免矛盾加剧,化解其内心冲突,更好地为这一人群提供社会与心理服务,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