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能力提升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数字化能力建设对制造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带来了本质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能力对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链协同度对数字化能力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有利于引导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进入中国。因此,为了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未来制造企业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实现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造行业整体应打破原有的产业链发展壁垒,强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产业融合。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现状与问题——国际比较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正成为制造企业转型的一个新趋势,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服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从国际比较看,总体上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低,制造业服务产出落后于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但中国制造业服务导入比例正逐步上升,提供的业务种类比较全面,服务业务的利润率相对较高.制约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从制造业内部来看,制造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服务化的战略认识不足、核心能力缺失等内部问题阻碍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服务化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和人才支撑不足等外部环境同样不利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推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要树立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的理念；选择潜力行业进行重点突破；大力推进“两化”融合,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技术基础；推动服务业创新,完善制造业服务化生态；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的分工与融合发展.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多重维度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维度、全球价值链治理维度和中间品贸易维度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化,推动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时导致了分工环节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驱动转变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既推动了链条环节的升级,也导致了"低端锁定",需由被动嵌入转变为主动重构;中间品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吸收技术溢出易产生路径依赖,需由引进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今后可从动态演化和层级累积的维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阐明其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内在机制,形成对我国制造业阶梯式升级的路径探源.     

以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跨国企业获取技术、资源、信息和市场的重要途径,并通过边际产业转移、进出口贸易创造、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竞争效应促进母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和绩效特征,利用前后向产业关联GVC参与度指数对出口与产出数据中的国外增加值进行测算,刻画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发现,中国OFDI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企业OFDI的GVC攀升效应没有充分显现,GVC分工相对地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必须依靠原始创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安全自主的国际循环新格局,加快完善制度型开放体制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全球价值链中的长三角制造业地位分析

长三角制造业不仅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从事的只是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任务，而且在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据的也仅仅是产业链低端的位置。通过垂直分工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长三角制造业必须谋求产业升级，向附加值高的上下游环节攀升，否则将面临被淘汰出链或被降级的危险。     

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现状、问题及建议

财税金融是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基于政策工具—创新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剖析，结果显示：第一，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兼顾三类政策工具和三大创新环节，但侧重于使用环境侧政策工具，且集中于创新过程的前端与中端；第二，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存在着针对性不强、支撑力不足、保障度不高等问题。结合发达国家财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即完善财政制度，强化资金引导作用；推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优化税收政策，加强税收优惠力度。     

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合作：现状、动因和前景

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合作保持缓慢但稳定的发展节奏。拜登政府政策的“近岸外包”色彩更加明显，对拉美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加大。墨西哥占据美拉“近岸外包”的优先位置，但拉美其他地区的重要性正逐渐显现。美拉供应链合作有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趋势。美国是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的主要推手，拉美则是“近岸外包”的积极推动者。美拉供应链合作机遇在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国地缘博弈的加快和全球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挑战在于拉美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实操层面存在现实困难以及美国存在“近岸”和“回流”两种相对声音。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发展前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存。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财税政策探讨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具有重要意义。现实而言,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滞后、基础条件不优,需要政府积极的财税政策予以支持。财税政策在引导、支撑和维护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立健全中起到重要作用。对此,应当持续优化财政支出、财政补贴、财政引导、税收优惠等作用机制,落实财税政策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驱动乡村产业集聚、推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创新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实效,提升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效能。     

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加税收征管力度会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其中,从研发投入的决策方式来看,税收征管对企业自身研发决策的作用强于其对合作研发决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对制造业企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服务业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征管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此外,在影响机制的探索中,税收征管通过税收负担、融资约束、企业行为及营商环境等途径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封面

正制造业外迁博弈《财经》经历一波三折,中美第一阶段经贸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关于贸易摩擦再升级的担忧暂时得以平息。但自2019年3月底以来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争端相关加征关税、科技禁令、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措施,正在搅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布局,加速了部分制造企业由中国内地向外迁移的步伐。据一位接近财税界的知情人士透露,经过近两年的关税博弈,企业被迫搬出或正在搬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在加快,毛利率低于10%的中国外贸企业受中美关税的影响更甚。     

“十三五”时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

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煤炭产业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和能源支撑.当前,中国煤炭产业面临诸多困难,“十三五”时期推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为此,要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优化煤炭产能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积极实施“洁净煤”战略,推进煤炭生产和消费的高效化、清洁化;鼓励煤炭企业技术创新,推进煤炭产业链延伸和结构升级;加快分离煤炭企业办社会职能,完善国有煤炭企业退出机制;加大煤炭清费立税工作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区别对待煤炭企业的融资需求,在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方面对企业转型加以支持.     

印度软件企业外包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新经济时代 ,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往往采取仅保留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 ,而将非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交由企业外部资源完成。未来 1 0年将是全球跨国公司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 ,通过外包方式将信息技术和数据服务等非核心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关键时期。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本文分析了印度软件外包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我国软件企业外包业务发展的启示。     

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利用跨国数据理论并实证考察了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一是金融结构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影响显著为正,结论在变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后依然稳健。二是金融结构对处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处在不同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国家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的提升作用存在较大异质性,异质性分析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佩蕾丝的四阶段模型中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互动关系。三是金融结构通过规模经济、研发创新和效率提升三个渠道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     

国际创业: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当前,中国工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建立面向工业化中后期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从国际创业路径寻求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主要基于五点理由,一是全球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为转型升级的国际创业路径提供了理想环境;二是国际创业路径使企业更容易发现成长机会;三是国际创业路径使企业更容易获得海外市场的知识与经验;四是国际创业路径使企业更容易发挥网络资源效用;五是国际创业使企业更容易获得比较优势。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中美企业制造业战略的比较研究

竞争全球化给每个国家的制造业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制定适应全球竞争的制造业战略和走向“世界级制造业”的有效计划。“美国制造”是世界级制造业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制造”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学习标杆。透视中美制造企业的制造目标、制造实践的应用情况,中国企业应借鉴美国经验评价自身经营活动的质量,制定经营规范,确定今后行动的方向或优先次序。     

价值链视域下全面推动东北产业链嵌入国内外市场大循环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东北地区因开放程度不足等原因,其企业和产业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不断地脱钩和边缘化,这是造成其经济持续衰退的直接原因。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和政策在引导东北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国内外经济循环方面存在着某些需要强化的重要的薄弱环节。建议国家按性质对东北当前的重要产业进行分类并精准施策,把战略重心和政策资源集中在推动东北产业链与国内外产业链的嵌入、连接和协调上,集中在东北制造业重要产业链“链主”的形成上,促进东北经济深度嵌入国内外大循环并起到相互促进作用。     

论中国国际服务外包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国际服务外包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新趋势。近年来我国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虽然已经步入正轨,但相关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为了促进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必须与国际规则接轨,合理利用GATS的局限性,制订个人数据资料保护法,制定合理的劳工标准,完善国际服务外包企业税收立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国内法律环境。     

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公共服务外包这一创新性改革具有间接生产、多中心治理、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的特点.作为一项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实施改革的政府及其部门应主要履行规划决策、经费补贴、规则制定、改革组织、秩序监管的角色与职责.但在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中,政府角色转型面临着突出的思想、能力、体制和环境制约与障碍.要加快推进政府转型,深化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亟须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外包规划决策水平、健全公共服务外包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服务外包改革能力、优化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环境来进行制度创新.     

价值链驱动中国制造集群网络转型升级路径探究文献综述

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针对价值链驱动下中国制造集群网络转型升级路径探究的主题,开展价值链、制造集群网络、协作关系、数字化技术等核心概念的文献梳理工作,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对相应概念与定义进行充分阐述后,紧扣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价值链在各生产环节中具有协作互动效应及作用机理;第二,集群网络作为特定产业企业形成的生产协作单位,可以促使集群企业创造共享价值,实现生产信息共享和传播创新技术;第三,协作关系作为集群网络在不同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进一步阐明了企业集聚的目的和意义;第四,数字化技术作为新科技和新生产力的代表,有利于提高集群网络的沟通效率并有效推动整个集群企业转型发展;第五,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因,可结合内因外因两大角度进行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