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

只有法官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和威信,才能对引起当事人利益冲突的事实或法律争议问题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司法判断;只有司法裁判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才能使司法获得公众信任;只有社会公众认同司法的确定力,才能产生对司法过程及其结果的信任和尊重。因此,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自治力、司法说服力和司法确定力的有机统一。     

论司法实践规范

本文提出了司法实践规范的概念，并通过对案件预期结果不确定性根源和法律规范不确定性成因的分析，论证了司法实践规范在加强司法过程、健全法律制度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和意义，同时指出了法官创制司法实践规范的实质性条件及其约束机制。文章认为，只有在依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在适用某些案件时并不能贴切地符合立法者的真正意图，或者容易造成偏离法律精神的后果之条件下，法官才可创制司法实践规范；也只有通过判例─—遵从前例与程序性监督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法官创制司法实践规范的约束机制。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司法哲学

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在司法上表现为认真对待规则,重视文义解释,尊重法律文本的权威。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体现了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其主要分歧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或限度。当下的法官拥有广泛的法律解释权,司法能动处于无序状态,应予以合理规制;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主义,认真对待和尊重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从而建构裁判规范,以确保法律意义的安全与稳定。     

事实的法律追问--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阐释

本文通过从现象学的层面对事实进行解构,详尽分析事实的构成层面及其相互间关系,以此为基础,对事实的法律解释之范畴所在即事实的法律解释受到的法规范的范畴限制以及法律事实的证立过程和规则进行了详细阐述,从而在法律上对事实构成进行了意义追问.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论德沃金的道德解读——一种宪法解释方法论的进路

德沃金的法学理论,不仅是关于权利道德与原则的学说,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宪法的道德解读的实践学说。宪法道德解读方法在宪法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沟通与对话的天桥。在德沃金看来,“道德解读”就是一种“解读和实施政治性宪法的特定方法”,其特点:一是它所适用的条款都是具有抽象性的道德原则概念,二是适用方法的最终主体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三是为长期的宪法传统和司法实践所认同;然而,道德解释并非赋予了法官以绝对自由裁量权,它要受到宪法原则和宪法的整体性双重制约。道德解读是德沃金所倡导的一种不同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的新方法,具有其独特的方法论价值。     

“深度伪造”技术对法官认知的冲击及应对

“深度伪造”技术的超拟真、反鉴别、快更迭等特点使其伪造的视觉和听觉信息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的识别能力，不仅冲击着传统“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的大众认知模型，也对法官的司法认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官决策的过程需要对诉讼参与人的身份、行为事实和法律规范加以认知，“深度伪造”技术不仅会弱化法官认证在线诉讼参与人身份的能力，而且也会降低法官基于直觉和逻辑认定行为事实的能力。为此，司法机关需要重塑在线诉讼身份认证规则，通过司法直觉的理性融入以及似真推理的融贯性来积极回应“深度伪造”技术带来的冲击。     

判决理由: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

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是抽象的法律向具体个案裁判转化的过程 ,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 ,该过程经历了理解、解释和判断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 ,其间充满个体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群体的参与、程序的约束以及社会法律价值观念衡量等因素 ,而个案裁判是这一过程呈现的最终结果。因而为使判决具有说服力 ,法官在判决中说明理由就十分必要 ,这是满足判决正当化 ,实现法治所必需的 ,也正是我国审判改革的重点所在     

社会学解释:一种"自由"的裁判方法

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社会学解释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之中,通过对解释的社会效果的预测和衡量来选择最佳答案.根据自由法学的观点,社会中存在一种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活法",司法过程应运用社会学方法,探求适应当下社会关系的解释结果.在司法过程中,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增强裁判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法官自由裁判的空间.为限制这种裁判的"自由",对社会学解释方法应限定其适用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解释方法对司法裁判的作用是补充性的或隐性的.     

中日两国律师执业制度之比较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应适时作出调整。日本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经历了由严到宽的发展历程。律师业务范围辐射社会各个领域且呈不断发展态势,较好地适应了这一需求。我国2008年《律师法》对律师执业制度的配置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制建设提出的客观需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有效路径在于:坚持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的立法思维,以立法及律师从业实践为切入点,理性地处理好立足我国国情与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关系,同时,在立法层面做好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有益做法的确定、规范与完善工作。     

司法理性的职业性与社会性——以裁判效果为视角

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源于司法之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的紧张关系,两者的统一即建立在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融合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须符合职业理性的要求,法官要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司法论述的逻辑需遵循正当程序规则。同时,法律的经验性和司法的社会性决定司法理性须渗入生活理性,而生活理性要求司法摆脱法律教条主义的拘束,法官对案件可能涉及的常识有足够见识。为调和司法之职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立法需立足社会生活,融入生活哲理;司法亦需完善陪审员制度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以接纳生活常识,法官的思维更应在逻辑与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基础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会得以实现内在的统一。     

中国法院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功能之认知

对于认知中国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应该聚焦于“同案同判”及其内含的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要求采把握.“同案同判”的确切含义是“同样案件同样判决”.“同样案件”是指在定性分析上确定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在整体性质上是否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以及在定量分析上看两个案件的具体情节是否可以视为相同；“同样判决”则是指相同的法律认定以及相应的肯定或否定的法律后果.指导性案例是适用法律的成例,并在此基础上具有生成裁判规则的“法律续造”意义.对指导性案例的价值,不应该在克服所谓的制定法局限以及否定甚至消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意义上来认识.     

转型时期司法中的民意现状与策略设计

中国转型时期,法官对司法中的民意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回应手法,缺乏对民意精细化和程序化的分析与运用,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因此,法官需要对民意进行灵活的识别,有针对性地回应。民意的回应策略需要坚持论辩主义精神,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之上。对法律方面的民意须保持警惕,并充分地解释;运用事实方面的民意还原事实真相,节约司法成本;思考结论性民意背后的推理逻辑,但不直接采纳结论性的意见;将制度建设的民意作为日后司法改革的参考资料。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体交流平台,需要媒体在民意与司法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与姿态,避免媒体的不当报道加剧司法与民意的矛盾。改善司法的运作模式和法官选任机制,降低日后回应民意的司法成本。     

影响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因素分析

刑事司法应当积极追求社会公众的认同,以保障刑事司法社会控制功能效果的最大化。在实现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过程中,刑事司法的权威、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程度和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问题,都会对刑事司法能否获得公众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民国时期女律师职业形象的塑造与实践

本文尝试从性别史的视角探究民国时期法律专业女性进入律师界的历史过程,以及她们在律师业内的职业发展,尤其是注意发掘上海地区以外女律师的形象与声音,从观察女性律师的性别认同、自我角色认知、职业角色定位、社会期待与观感出发,审视女性律师在性别意识与法律精英意识相互激荡影响之下,附丽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如何塑造以及实践法律职业形象的。     

论经验法则的司法定位

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二分法的定位框架,难以呈现经验法则的复杂性与包容性。经验法则兼具经验性与法则性,既解释事实的因果关系也评价行为。经验法则的司法功能涉及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对司法三段论大小前提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准确定位经验法则既能解释经验法则的法律审何以陷入僵局,也能为制度完善提供参考。裁判理论必须抛弃经验法则属于事实问题的刻板印象,并将经验法则的适用方法纳入进来。     

作为掌握和改造现实之方法的道德和法律

法律和道德规范是对现实的反映并同时作用于现实。以精神实践方式反映现实的规范可以用来解释人如何适应他根本无法理解的现实。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确立需要经过实践确证。法律实证主义并非完全可靠,价值体系虽并非能被社会指标体系证明,但它是有效的。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考虑到道德规范产生的特点及其对个体的作用。     

法官遴选制度与司法能力建设——以两大法系法官遴选制度为例

司法能力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而法官遴选制度的完善无疑是提升和保证初任法官司法能力的重要环节。两大法系法官遴选制度的经验表明,只有将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考试、司法实务能力的培训与考核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确保初任法官乃至整个法官职业群体的司法能力。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法官遴选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法官遴选制度与法官司法能力建设之间尚缺乏契合性与系统性。     

审判解释的价值目标、解释异化、阻却机制的思考

审判解释的价值目标、解释异化、阻却机制的思考蒋大兴如果说审判的功能在于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公正、合理的裁判，那么法院和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司法效力的审判解释则是连结法律和案件的不可或缺的中介。但是，审判解释的价值目标...     

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事实关系

乍看起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在法律面前处于一种完全消极的地位:它必须通过法律的裁剪、规范、加工,才可能进入司法结论.这也正是当前既有相关理论的一般认识.然而,如果深入考察作为司法活动前提的立法之本质就会发现,法律对事实的支配作用其实并不限于“加工”,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事实的创设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剖析非典型案例的判决过程并对其影响作一种长距离的考察,则将发现事实有时又会反向催变法律.从理论上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这种双向关系,既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司法过程,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之治)是一种实践理性”这一经典命题,还可能有助于我们处理法治的普适性与正义的地方性两者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