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磨合及调适

中央政府在地方自上而下确立和推行公共行政管理系统的过程 ,实际是中央与地方分割国家权力的过程 ,从“土流并存”到贵州“建省” ,历代中央王朝不断磨合、调适其与地方民族势力的关系。明初奢香事件正是双方互动、较好地调适权力分割关系的一种理性模式。     

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医学化”概念建构的反思

“医学化”意指“非医学问题被界定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或障碍问题并加以治疗的过程”,它的提出和发展是对现代科技理性的反思,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思想、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均是其思想基础。医学化研究强调疾病的社会建构,聚焦对科学主义、自由市场以及国家权力的批判。然而,针对医学化的批判未能澄清疾病边界,同时忽视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性。本文强调不同地方文化中的身体观和疾病观差异导致了医学多元主义,同时从医生—患者互动、社会集体内部互动、个体—国家互动三个层面揭示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的社会性。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编户齐民与身份认同——明前期海南里甲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之转变

在海南,王朝的教化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契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势力向边缘地区推进进程的一部分。明代前期里甲制度以及王朝教化在海南儋州的落实与推行,说明王朝的制度、秩序以及礼仪的建立与推广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行为,也是地方民众根据自身的传统、利益、情感,选择和创造的结果。为解决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不同地区在与国家的整合过程中,制度和文化是如何在具体的时空领域推行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个案。     

德政类碑刻与唐代的地方治理

唐代的德政类碑刻制造、固定、改写、传播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具有“神化”地方长官的功能,甚至成为祠庙的替代品,这是唐代的变化,与唐人崇尚德政立碑的观念有关。石碑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力”,亵渎石碑会遭受惩戒,这种异闻与禁忌反映了百姓怀念良吏的情感延续。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德政类碑刻及其所记载的传奇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长官用以疏解民意、稳定民心、树立权威,王朝国家借此参与地方治理、宣示权力更迭,民间社会借以参与政绩评价、表达政治诉求、满足心灵慰藉。石碑的刻立与传奇故事的制造,鲜活展现了王朝国家、地方官吏、民间社会之间的多级政治互动,相关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古代碑刻的功能增添新视角,也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立体化考察。     

压力即动力：纵向权力关系与地方政府回应性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回应性政府的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既有研究多是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亟需进一步从国家中心论视角考察政府内部纵向权力关系如何影响政府回应性。从“诉求—回应”政民互动过程的“输出端”入手,基于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海量政民互动数据,考察纵向权力关系的回应性生产机制,可以发现下级政府在回应上级政府转交的诉求时回应质量更优,上级权威、回访、考核、激励等制度因素是纵向权力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关键动力。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论社会权力运行的规则

社会权力是介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的一种权力形态,它有着不同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运行的独特规则,这些规则具体体现在社会权力与国家、社会权力与个人以及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之中.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独立与自治;在与其他社会权力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竞争与合作;在与个人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交涉与互动.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制度化取向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以前,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与任务的变化,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关系作过多次调整,大的有三次：第一次起伏发生在建国初期,这次变动初步建立起了单一制国家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第二次起伏出现在５０年...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

西汉王朝初期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来源于刘敬的“和亲”建议,这一建议是在详细了解匈奴、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特点基础上而提出的,是利用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西汉王朝初期,刘邦武力讨伐匈奴的失败为刘敬“和亲”建议的被采用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和亲”建议产生的思想基础则是儒家所主张的“用夏变夷”思想。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身体话语与“文革”书写——《芙蓉镇》的文化政治学探析

本文以我国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芙蓉镇》为研究个案,以身体话语为切入点,从身体表征、性的话语、身体的抗争与僭越等层面探析文本的文化政治学意涵。本文将身体话语作为解析社会深层权力机制、厘清政治文化图景的镜语,试图在身体话语、权力以及文化政治三者的意义互动中构建对“文革”的历史书写新的阐释空间,从而揭示铭刻在身体之上复杂的权力关系,并由此展开对“文革”悲剧多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社会权力的培育及其司法规制

社会权力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制衡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社会权力在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培育与发展社会权力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要对社会权力进行必要的司法规制.     

美国联邦与州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美国联邦的权力在与其各州权力的对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出现集权化的趋势.这种依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发展二者关系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认真研究和把握中国现实情况,在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营造出健康协调、良性互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简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授予

以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国家或社会内部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析。本文采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从权力授予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进行了重新梳理。其实,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权力授予上的互动, 社会体系内部的授权最终将会变成国家权力。国家体系内部的授权也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与认可, 公民授权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种主要途径, 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点, 人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就是公民授权与社会授权不断扩大的进程。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