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已明确写入我国宪法,而直到今天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对法律思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概念。而法律思维是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应提高对法律思维的重视,并通过司法改革、普法教育等措施培养法律人及非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邓小平法治思维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倡导法律的至上权威,主张通过集体领导和权力下放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并崇尚从制度方面解决各种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有“法律思维”的缺陷及矫正

"法律思维"的基本含义是"根据法律的思考"。很多人把其中的"法律"仅仅界定为法律规定,这样,简单的"依法办事"就成为法律思维的主流思维。这种简单的基于文义解释方法而衍生的思维方式只能解决行为判断的合法性,而难以解决法律解释和运用的恰当性问题。法律运用是法律方法的综合使用,不仅包括文义解释,还包括体系解释等其他方法。中国人的思维属于整体性思维。整体与体系思维关系密切,本应容易接受体系解释方法。但由于这种整体思维不重视形式逻辑,整体就成了各要素的简单相加,不重视运用法律方法寻求要素间的融洽性。法治建设需要把整体性思维改变为体系思维,运用多种法律方法以解决司法、执法的合法性、恰当性以及正当性要求。     

试论公民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精神、原理和具体规定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它具有讲法律、讲证据、讲程序、讲法理等基本要求,长期坚守它就会形成人的一种思维习惯与思维取向。由于法律规范是人的一种最底线要求以及现代社会中法律现象广泛存在,具备法律思维方式就成为了公民的一种必备素质要求。在法治中国的建设背景下,尤应如此。为此,法治教育工作者应大力通过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两个维度开展法律宣传教育以培养公民的这种思维方式。     

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关系

在哲学解释学兴起以后,法学家已开始将独断解释与探究解释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思维的融贯性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传统的解释理论已被论证理论所取代。但从法律思维的主流倾向看,法律思维仍然表现为在不背离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法律灵活运用。解释学的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模式。这构成了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根本区别。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界限并不是恒定的,在法治社会中二者是相互影响并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换主要是通过提升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来实现的。     

略论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合法性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决策主体的法治思维是保证决策正确、预防决策风险的必要条件。在行政决策中运用法治思维意味着决策主体要有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和谦抑的法治理念,养成法治思维的决策习惯,具有服从法律裁断的理性精神以及承受决策责任的应有担当。     

法治时代的中国法理学——政治修辞下的法理学解放

法治时代的法理学需要摆脱政治修辞的束缚而独立发展,并为法治贡献理性的思维方法.为此,必须厘清政治与法治的关系,没有法治的政治是危险的.在法治时代,中国需要建构在内容上有独立性、在功能上能自主发挥作用的法理学,进而重塑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宪法法律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科建设的去政治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法治建设需要的是法理修辞而不是过度的政治修辞.法治修辞应该代替政治修辞,法理学应该成为法治时代的显学,法律思维方式应该成为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     

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辨析

法律是一种文化,法治同样是一种文化。但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借鉴性等特性,法律文化是法治文化发展的基础,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结果。法律文化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律现象的总和,法治文化是指文明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不但指先进的法治物质存在方式,而且指人们的一种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一种文明的法治生活方式,二者在建立的基础、价值取向、普世程度、实现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哈耶克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哈耶克的法治思维强调实然之法与良法的区分,倡导良法的至尊地位。他认为良法必须具有自发性、抽象性、稳定性、平等性和否定性,主张用良法限制一切权力。哈耶克的法治思维对于当前我国提升法律的权威性、把反腐败的重心转移到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上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际法律斗争的攻防策略与法治破局：以国内法为视角

“法律战”正在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方式,国内法愈加成为国际法律斗争的重要手段。从国际间法律攻守的实践来看,攻势一方的国内法包括单边制裁法等涉外特征明显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一般国内法所载的相关规则;守势的一方往往构建反制裁法律体系,并借助国际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强化反制合法性和实效。近年来,我国被迫频频卷入“法律战”,这对综合运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治协调、整合与实践能力提出了考验。我国应当重视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效应,积极参与构建法律斗争支撑体系,全面推进外交法律斗争制度建设,在避免陷入单边主义的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构筑应对国际法律攻击的坚固防线。     

论现代民本思维与古代民本思维的区别

由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截然不同,决定了现代民本思维从根本上超越了古代的民本思维。这种超越性体现在现代民本思维与古代民本思维具有着七个方面的根本区别上。即人民之"民"与臣民之"民"的区别、自本之"民"与神本之"民"的区别、主体之"民"与客体之"民"的区别、本体之"本"与工具之"本"的区别、发展之"本"与生存之"本"的区别、政治之"本"与经济之"本"的区别和法治之"本"与人治之"本"的区别,从而使现代民本思维具有了全面性、普遍性、必然性、内在性、全局性、稳定性的特点;而古代民本思维具有的只能是片面性、特殊性、偶然性、外在性、局部性、多变性的特点。可见,现代民本思维比古代民本思维更彻底,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本思维。因此,只有现代民本思维,才是符合今天时代发展要求的主导性政治思维方式。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的核心工程

法治文化奠定了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重视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培育城市法治文化既要明确目标,又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培育法治文化的关键在人。在建设城市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并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     

论警察法治思维的现实表征与修复路径

当下的警察法治思维的基础还不是完全循于法治,而是一种行政思维主导下的法律思维。司法直觉与法律思维的叠加、行政思维和特权思维夹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不平衡离析了法治思维的表达,使得警察执法带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倾向和程序主义的表征。以合法性思维为前提、以权利思维为替代,融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要素,关乎警察法治思维的实践导向,亦有助于当下警察执法思维的有效修复。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主体性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主体性问题是近现代以来哲学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以及西方哲学界有关主体、主体性涵义、价值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的综合分析,对法律主体进行论述,结合当今法治全球化的背景和我国当前法治进程,揭示各法律主体主体性的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