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天主教会在当代国际外交中的身份辨析

梵二会议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梵蒂冈)重回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时常发挥显著作用.作为唯一具备国际法人地位的宗教跨国行为体,罗马天主教会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威斯特伐利亚型国家主权模式形成了挑战.本文通过辨析其在联合国的国际地位,探讨梵蒂冈在国际外交中应被定位于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定位于一个宗教跨国行为体的问题.梵蒂冈兼具主权国家政治实体和制度化的集权型宗教跨国行为体的双重身份,而正是这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使它比非国家跨国行为体具有更大的外交参与优势和灵活性.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构建"和谐世界"的民间力量——关注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

民间外交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民间外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外交具有人民性、稳定性、广泛性、灵活性和两重性等特征,在新中国的总体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展民间外交,新时期应该创造民间外交发展的有利环境,提高对关注民间外交必要性的认识,朝着"官民互补、相互促进"的方向发展.     

构建和谐世界:民间外交的作用

高度重视和成功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在构建"和谐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民闻外交同样能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重视发挥民间外交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民间外交的特点和优势决定的.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分析

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日益增强,体现为认知性影响力、手段性影响力、社会性影响力、资源性影响力和象征性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刺激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且谋求这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的可见性,这表现为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其结构性影响力;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外交来提升其手段性影响力;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研究强化其认知性影响力;通过把握政治机会和塑造集体认同来增显其象征性影响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格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能否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性作用的发挥。     

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交流(外交)”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曰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对中日关系正常化实现之前,“民间交流”与政府间外交的相互关系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交流”在国家关系非正常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的变化曲线,即“民间交流”的涨落轨迹是否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相一致?制约和影响“民间交流”的因素有哪些方面?等等,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论境外中国公民的保护对策

全球化发展和境外安全威胁并存、“走出去”战略和国家海外利益维护、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和中国政府的“外交为民”理念共同推动了境外公民保护的发展。鉴于中国境外公民权益保护存在诸多问题,建议从预防机制、一体化应急处理体系、领事保护等国内立法、民间力量参与和多层次国际合作等方面改进和完善我国境外公民保护工作。     

全球经济发展中民间规制现状分析

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民间规制,是通过提供自愿性的国际民间准则来规制企业行为,这些准则主要是关于国际社会劳动保障、环境绩效评估及人权政策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治理跨国公司及全球供应链网络,弥补政府规制的真空地带与不足之处。本文简要评析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现状,指出尽管国际民间规制对规范与提升国际经济行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治理的局限,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范围,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的替代品。从长远的角度看,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实效与影响力取决于其行为准则与全球官方规制的耦合程度,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要发挥并放大其规制效应,就必须积极整合到国际和国内政府主导的多边规制政策架构之中。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李小林：为国交友

李小林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和林佳楣最小的女儿,也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37年投身中国民间外交事业,被称为“中国民间外交女杰”。李小林回忆说,一次在饭桌上,父亲很严厉地说：“你们谁要经商,就打断你们的腿”。因此,李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人从事商业活动。     

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及对策思考

多边外交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的外交行为和活动.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全面地参与了全球层面、地区层面的多边外交.中国需要加强对多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形成自己的多边外交战略.在参与全球多边外交时,尚需"韬光养晦",但要争取在东亚地区多边机制上尽早"有所作为";在对特定多边机制的参与上应当奉行有条件的多边主义,同时要处理好多边外交中的各种关系.     

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与中日民间外交

战后以来,日本成立了众多的民间对华友好团体,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历史使命中日友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和不懈的努力。作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前身的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通过积极向政府提案、参与签订中日间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等活动方式,在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关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力。     

中国民间组织外交:历史溯源与现实反思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民间组织的价值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不仅在国内服务于政府的社会治理,在对外关系上也是政府的得力助手。作为中国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组织外交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发展,然其发展水平与外交强国的目标诉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民间组织在国际事务和跨国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可以说已经到了不能被忽视的地步,不管是官办民间组织、半官办民间组织,还是民办民间组织,都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权力与理性:汉斯·摩根索的外交哲学思想

汉斯·摩根索既突出权力更崇尚理性的外交哲学思想 ,尽管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 ,但可以为当今中国外交的战略取向和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教益和启迪 :始终重视高质量的外交在促进中国国家利益、谋求与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中的首要意义 ;始终重视奉行审慎原则的高质量外交在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营造相对宽松的国家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中的主要作用 ,切实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以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安全制度和安全机制的缔造与改善 ,更多参与全球安全事务处理 ,参与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事务 ;寻求谨慎地引导公众舆论走向而不是屈从于其影响。     

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也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催生了全球治理的需求.由于中等强国的实力弱于大国,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事实上,中等强国在特定的治理领域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本文论述在硬实力总量给定的条件下,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是如何发挥不同于大国的作用,主导和促进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进程,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全球格局变化下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研究

作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枢纽性城市，北京“四个中心”建设迎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大国首都政务服务保障要求有所提高，首都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文化传承和创新带来新手段，但北京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大国首都外交外事活动日益活跃，重量级国际组织及其总部数量少仍是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短板；科技革命与首都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但科技创新活动的国际性和开放性仍然不足。为此，在全球化语境下，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当以首善标准提供大国首都政务保障，围绕品牌建设促进文化发展提质升级，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服务大国外交，瞄准国际前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第四次太平洋会议日本民间外交活动研究——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为中心

日本于1926年成立了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成员构成、资金来源以及系统独立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一定的民间性，实际上是作为为日本官方外交政策和行动进行善后的民间外交组织而存在的。本文通过解读当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文献史料、会议记录，厘清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参加第四次会议前后的历史背景、经过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来对第四次太平洋会议中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民间外交活动形成一定的认识。第四次太平洋会议召开时，正值中日间围绕东北问题展开外交交涉的最盛期，亦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之后。为此，通过研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第四次会议中的外交活动和主张，有助于我们从日本外交政策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走向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美国北极科学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北极事务的科学探索以及对北极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有效应对北极问题的基石，科学外交是国际社会参与北极治理的新形式。为维护北极权益、巩固北极伙伴关系以及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通过发布科学报告、签署科学合作协定、主办国际科学多边会议等方式在北极地区践行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和领域多面化的北极科学外交。美国北极科学外交的开展一方面维护和拓展了其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北极科研活动受制于北极地缘政治竞争态势。面对美国将北极科学外交“工具化”的趋势，中国应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通过开展双轨科学外交，建立北极科研数据中心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研组织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和维护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并推动北极事务的善治。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