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始末小议

现存滇国史料,既无开国故事,又无王族世系,滇王之名亦仅存庄蹻、尝羌二人,滇国始末更无记载。我们所说的滇国,是指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存在于滇池地区的奴隶制政权而言的,并不拘于其统治者是甚么民族。以此立论,滇国之始当早于庄蹻王滇,依据如下: 从史情看,第一个记滇国史事的司马迁在其《西南夷列传》中说,庄蹻“以兵威定属楚”,“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里的“俗”主要指的是政治制度,即奴隶制。正因为有奴隶制政权的存在,庄蹻才须“以兵威定”,他显然不是滇国的第一代王。     

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续一)

二、滇类型的奴隶制 关于滇的疆域,最早记载滇史实之《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不详,仅指出此国在夜郎之西,邛都以南。但在叙述滇的开国经过时,却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庄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定威定属楚。”庄蹻王滇之事,学术界争论很多,此处不赘述。但既云滇占地数千里,其范围当不致太小。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灭滇,以其地为益州郡,辖县二十四,即滇池(晋城)、双柏(新平)、同劳(陆良)、铜濑(曲靖)、连然(安宁)、俞元(澄江)、牧靡(寻甸)、榖昌(昆明)、秦臧(富民)、邪龙(蒙化)味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楚考烈王“徙于钜阳”有充分事实根据——与陈伟、徐少华、杨玉彬等商榷

《史记·六国年表》载楚考烈王十年"徙于钜阳",元明以降学者信疑参半,近年研究者提出此前三十多年楚国外部环境相对安稳,没有必要迁都,因而否认之。此论不可取。据《韩非子》记载,楚国迁徙钜阳前魏国于陈城周边三败楚军,对楚都形成三面包抄态势,说明楚王不迁都无以自安,此与《六国年表》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还有,《战国策》记楚令尹春申君言"魏、齐新怨楚",以及春申君让出寿春封邑以建设新楚都等,可以进一步说明楚与魏、齐之矛盾,及匆忙迁徙后之考虑。《韩非子》、《战国策》为先秦旧籍,有关记载也可以和其它文献资料相对证,足以信人。再说《六国年表》所述有早期官方谱牒历记以为参照,较之纪传可信度要高,文字简短,传抄误写的可能性亦小,不可随意否定。钜阳的位置大略当今阜阳市以北颍、淝二水间,正当郢陈南下江淮的冲要地带。     

东迁后的楚国国势

战国后期,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东迁至陈。东迁后楚国国势究竟如何?《史记·楚世家》云: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史记·春申君列传》又记载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苟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这说明,楚国东迁之后,其国势曾经有过一个从“益弱”到“复强”的过程。     

关于庄蹻入滇的线路——答王海平同志

《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4期,刊载了王海平同志的《庄入滇略探》（以下简称王文）一文。该文从近年我省及邻近省区出土文物的种类和风格比较的角度,肯定了庄蹻入滇的史实,颇有新意。但王文从文献考据角度,认定庄蹻入滇的时间应在楚顷襄王时代,只不过因袭过去的研究成果。王文在“庄蹻入滇池线路辨析”一节中,除袭取陈说认定庄氏入滇系取道沅江逆水而至且兰外,并针对发表在197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郎考》第一辑中的拙著《夜郎方位考略》一文,认为庄蹻是沿今鄂西的清江入黔东北,然后沿今贵州乌江南岸到达位于今安顺的且兰,再经黔西南到达滇池的观点进行了评议。对此,特答复如下: 王文在正面肯定了沅江沅后说:“最后附举评价一下前几年出现的一种新观点,既有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庄蹻入滇所经之沅水乃延水（今乌江）之误,由此导出庄蹻入滇的线路”云云。笔者以为,这与拙著原意不符。首先,我们知道,关于庄蹻入滇的线路,早在《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中就有“循江上”的记载,“江”在我国古文献中,凡不另加具体名称,一般均指今长江而言,故“循江”之说早在两汉时期已有成说。对此,近年云南方国瑜先生在其《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和《彝族史稿》等论著中     

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丹阳是古代楚国初兴之地。据《世本》(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及《史记·楚世家》所记,早在商周之标,楚鬻熊已居丹阳,并服属于周文王;到西周初年,成王时,鬻熊的后人熊绎始受封为楚子,仍居丹阳。下至春秋初年迁郢为止, “丹阳”作为楚国早期都城名称,前后共达三百余年。因此,搞清楚丹阳地望,对于探索楚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进而研究楚国的历史发展和楚文化的传播,是必要的入手之处。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英民史记》的译述及其在晚清中国的意义

《英民史记》是清末出版的英国史译著,由加拿大医师马林译自英国史学家约翰.理查.格林著的《英国人民简史》。此书并不是忠实于原著的译本,但却具有资产阶级史学的特点,并与当时的"新史学"潮流相结合,对中国的史学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传播及推动立宪都起到积极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异族人的来源及其处境

一、楚国异族人的来源春秋时期,楚国吞并了数十个小“国”。这些被灭国的君民,大部分成了楚国人,在楚国的异族人中,以这类人为最多。熊绎被封于丹阳,尚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艰难时期,国力微弱,无力灭他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他一度扩张,伐庸、杨粤、鄂,封三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此时楚国的异族人一定不少了。时隔不久,由于周王室的威胁,楚人暂时停止了扩张(同上)。     

也谈《清华简·楚居》与楚族之渊源

《楚居》是出土文献中一篇有关楚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两年多来,学术界已有多位学者撰写文章加以探讨,这些文章的内容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即有关楚族起源的问题。笔者读了这两年来发表的有关《楚居》与楚族族源的论文后,颇觉意外,同样根据一篇出土文献,学者们作出的解释却五花八门,大体有淅川说、关中说、湖北说与中原说诸种。这固然因《楚居》中所涉及的古地名可能和今日学者们考释的地名在文字的记录上差别较大外,应当也和学者们在楚族源流及迁徙过程认知的不同有关。笔者通过对《楚居》及相关信史资料对比考辨,认同黄灵庚先生的"楚族起源于中原"说。     

郑鹤声与《史记》研究

郑鹤声是我国20世纪一位史学大家。他深受柳诒?的影响,治学严谨扎实,在许多史学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史记》研究是他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成就卓著,具有三方面特点:注重"会通","不固执一说",重视史料。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屈原身世考

屈原身世,两千多年来一直未解或被人误解。其实,根据《离骚》中屈原的自述,论定屈原为庸人,是周代分封的庸伯国国君的后代。庸人是远古颛顼帝部族集团中的部族,庸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公元611年秦、楚、巴三国合力灭庸,此后大部庸民族汇入楚国成为楚国民,庸伯家族按古例转变为楚贵族。庸人及大多远古民族无姓。     

庄(蹻)王滇新考

作者从《国语》、《战国策》、《荀子》、《商君书》、《史记》等文献中,比较研究出楚怀王末年的庄之乱即越人之乱,《史记》记载的“东地兵”即越人军队,从而得出庄率领越人军队自楚王滇的结论。     

屈原的对内政策及同旧贵族的斗争

屈原诞生之时(前353年,周显王十六年,楚宣王十七年,秦孝公九年),秦国已进行变法三年,到屈原四岁之时,秦国商勒又开始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改革.秦国的强大对少年时代屈原的思想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的.这不仅由于秦国实行变法而很快强大起来,还因为秦国的强大直接威胁到楚国的安全,甚至可以说,商秧变法使楚国由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南方江汉流域国家一下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史记·楚世家》楚宣王三十年:     

楚竹书《吴命》主旨与春秋晚期争霸格局研究

新出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7册《吴命》所记内容系楚国伐陈而吴军救陈的两君使臣对话与吴君使臣向周天子的告功之辞.其事迹亦见于《左传》哀公十年.楚竹书《吴命》所述时间是公元前485年,亦即鲁哀公十年、吴王夫差十一年.此年楚国因陈国亲附吴国而出兵伐陈,吴国则出师相救.但吴军为了北上讨齐争霸,对抗楚援陈采取了高姿态的和解议案并撤离了陈国,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战略目的.     

张晏《史记》十篇亡佚说质疑

张晏《史记》十篇亡佚说历来影响很大 ,虽明清以来颇生疑难 ,但余嘉锡等仍力主其说。现代学者以今本《史记》文字数量等“内证”的统计分析为手段 ,对张说驳议甚力 ,却未能确指张晏原说之失。本文结合有关材料 ,对张氏原说进行细致分析并提出质疑 ,认为张晏所据本班氏父子的悬疑之辞 ,其说与当时情理与其它记载又多有不合 ,确有不足采信之处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史学、史识与史观—— 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是《史通》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注解,其学术贡献体现在史学、史识、史观三个层面。第一,对《史通》文字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校定,对《史通》文本作了周备详审的注释,重新建立起《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第二,清晰阐发了《史通》的史学内涵,并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诠释具体文句,使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真正在史学理论层面得到解读;第三,《史通笺注》含蕴着张振珮先生本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观念,历史地求真,对于今日的文史研究而言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