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等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理论致力于探讨公平问题,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任何形而上学立场的"程序正义"。这一理论由于其所体现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等特征,成为社群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社群主义的批评的一种回应,但并不能消除社群主义的质疑。另一方面,社群主义也不能根本否定或取代自由主义,充其量只是这一理论的补充。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之批判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从普世论、个体论和社群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并显示出从抽象的哲学向具体的政治学的兴趣转向,即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设计问题。社群主义在东亚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回应,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徘徊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以桑德尔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例

在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如果说麦金太尔为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历史和语言学的奠基,并归宗于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烈影响的“历史传统限制的实践理性观”,那么桑德尔则更多地借鉴黑格尔主义和后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自由主义进行了最为明快、尖锐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同时,这种批判也最为典型地表现出徘徊、依违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的特征。本文从自我观、社群观以及对美国政制中失落的共和精神的追寻三个方面全面地探讨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并阐发了笔者对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出这种三元对峙困境的观点。     

契约法和国家的伦理中立:关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几点想法

在国家应该如何对待道德多元现象的方式上,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意见不一致。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必须在竞争的善的概念之间保持中立,社群主义者则争辩说,国家应该强化在社群内部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论文通过对契约法的讨论,阐述了自由主义国家和社群主义国家对待契约法的不同态度。     

论拉兹的至善主义及其得失

正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反至善主义的”。虽然拉兹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举起至善主义的大旗,试图对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激进的解释,以探索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拉兹的政治哲学介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     

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面临的价值冲突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范式包含着价值一元与价值多元、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价值冲突,这些冲突使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付诸实践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消除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价值冲突的可能路径首先是把方法论整体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同时保留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合理因素,以扩大其理论视角;其次是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消除其一元主义、普遍主义的弊端,具体分析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将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重构其理论。     

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演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转变,相应地,西方权利理论也经历了多次嬗变.古典自由主义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论证了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和先在性.功利主义认为社会功利是个人权利的依据,具有作为权利理论的坚实基础.而新自由主认理论则认为权利应该具有优先性,权利原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理论形态的更迭只不过是支撑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动所体现的是对权利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解说,为自由主义及其权利理论提供不同于传统的证明.     

泰勒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 ,泰勒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及实践后果具有代表性的批判者之一。本文从泰勒对黑格尔政治哲学遗产的阐发、原子主义的批判以及现代性隐忧的揭示三个方面入手 ,正面考察和分析了泰勒自由主义批判的思想渊源、主要论证及其理论旨趣。文章认为 ,泰勒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应被夸张地判定为对自由命题的摧毁 ,而应当说他是在用另一种人们似曾相识的方式推进当代人对自由理念的体认。     

当代政治哲学的三足鼎立

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在当代社会政治哲学中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批判理论三足鼎立的态势,且其规模和影响日益增大     

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若干问题

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旨在为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促进中心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既可以回应国家法治的需求,也可以回应地方法治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良性互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推进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进程中,应当坚持几个重要原则,特别是“科”“技”并重的原则与激励为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从三个方面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统筹中央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其他地方的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国外科技资源。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立法的创新性与针对性,以回应地方立法的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面临的冲击和挑战

2007年爆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价格和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等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社会秩序以沉重打击,引发了西方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西方政要和学者分别从解除对金融的管制、加剧贫富分化、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等方面剖析金融危机的实质、原因和危害,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导致这场殃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逼迫西方国家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促使西方有识之士探求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命运。     

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发展

本文首先比较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宪法修改体现出的自由主义精神;最后指出,中国张扬自由主义精神的同时,应该保持一定原则。     

论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

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是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一个环节。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传统立法观念的更新,还要求立法者敏锐地捕捉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充分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法律试行等方式来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理论前提。立法先导与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存在必然的联系,立法先导这一社会变革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实施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当代中国应当选择立法先导的社会变革模式。     

论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疏远性--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示,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但中国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既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异质性,又疏远中国的"社会现实".由于自由主义生长发育的主客观条件的缺失,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步履维艰,20世纪40年代虽盛极一时,但昙花一现.尽管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并非一无是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对自由追求的合理性,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需要相当一段历史时间才能看清楚.作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批评与借鉴.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论工程风险的分配正义

现代工程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风险社会,工程风险分配的不公正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和非正义,因此,公正地分配工程风险是工程伦理学的重要课题。功利主义路径虽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没有充分尊重每个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更缺少道德上的逻辑支撑。自由主义路径充分尊重了人的自由权利,却从根本上祛除了道德前提。德性主义路径以道德为根基,包含功利主义的考量,也给自由主义留下了空间。因此,在工程风险的分配中,德性主义路径最能彰显社会正义。     

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失败,哪种学说将取而代之?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寻求替代性学说的过程中,一种继承并创新李斯特经济学遗产的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日益得到人们的承认和欢迎.与李斯特经济学相比,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具有五个新的特征,它创造性地发展了李斯特有关国家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生产力发展的活动特定性和经济政策的时空特定性等学说,对李斯特主义有关国富国穷的典型化事实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提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有关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四项基本原则,预见到欧盟危机并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它还倡导恢复国民经济优先于国际贸易的“去全球化”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根本措施.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将有可能影响到许多国家对华经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变革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创制性立法的判定标准及方法探讨——兼论地方立法的分类

创制性立法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形式之一,逐渐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更是一把帮助解决"法制统一"与"有效治理"、"立法保守"与"立法创制"、"必要创制"与"合法创制"等多重矛盾的钥匙。但学界对创制性立法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对此,首先需要明确创制性立法之"创制"内涵的多样性、创制性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以及判断标准等问题。我们可以按照法律文件的关联性、权利义务的创制、立法原则和目的三个标准,从法的名称、立法目的条款、立法根据条款等出发,按照一定步骤,对创制性立法作出判断,并以此将其划分成整体型创制、部分型创制和权利义务型创制、行政强制型创制。     

论地方立法的真善美及其实现

真善美是地方立法追求的最高境界.求真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它要求实现由经验立法向科学立法转变,强化调查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并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求善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务求公开、透明与公众的参与.地方立法之美是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呈现给人们的形式的美感性,包括文本的结构美与语言美,前者以精细为美,后者以精确为美.     

论澳门行政文化中的社团基因

澳门的社团发展贯穿于澳门的整个发展史,在澳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巨大,其功能与作用甚至已超出传统非赢利组织与第三部门范畴内的一般社团功能,兼有部分政府职能。从历史来看,澳门行政文化中天生具有社团的基因。除表现出一种文化气质之外,这种社团基因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自治、表达和参与三种方式。尽管澳门社团在广泛参与行政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澳门行政文化仍然面临着身份、认同、整合等方面的挑战与困境。澳门社团在与政府的合作中要达到最佳效果和状态,双方就应从合作方式转变为治理方式。明确政府与社团的职能和责任,才能更好地发挥澳门社团的行政参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