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质轻文”:“他者”视域下的《南华真经》注疏群体文质观探析

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等人注解疏通《南华真经》时,继承了道家《庄子》“尚质轻文”的审美主张,但四人审视文质的立论视角却迥然相别.自西汉以后,儒家既已将论人、论史的文质观延展到了文学领域,并且无论是论人、论史或论文,儒家都主张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但成玄英等四人的文质标准主要用于论人或论史,且他们“尚质轻文”的标准与儒家“文质彬彬”的文质审美要求,显然是相对立的.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等人所属的道教文化,虽然一直在借鉴儒家思想文化精华,但道家道教文化一直是儒家文化的“他者”,且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四人之间其实也互为“他者”.在“他者”视域下,四人文质观的内在差异以及儒道两个文化场域在文质思想上的差异性,其内在原因昭然若揭.     

文与质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儒、道、墨三家文质观综论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基础范畴。文质对举始于儒家又不限于儒家。除孔子最早提出“文质彬彬”这一经典性命题即儒家的文质论外,还存在以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非儒家文质论,与儒家相抗衡。质是实体,文是附丽其上的文饰。儒、道、墨对同一实体却各有侧重,儒家强调社会伦理本体,主张质实与文饰高度统一;道家高扬了宇宙自然本体,力主质素而摈弃文饰;墨家执着于现实功利本体,坚决以质用否定文饰。在文质的内涵界定和关系把握上,儒、道、墨三家最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三家文质观有冲突又有和谐。道家以质反文,但真正否定的是人工雕饰之美,它从另一方面提倡质朴自然的“大美”。墨家则彻底反美。这样,表面上道、墨一起与儒家相对立,而实质上,却是儒家居间中和,以伦理调停了审美与功利的内在矛盾。这样,在先秦形成文质这对具有高度文化浓缩性的范畴结构。     

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道德仁义礼：“蜀学”核心价值观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自孔子形成“仁智勇”三达德和“仁义礼”的修身模式以后,子思、孟子以下诸儒随时变迁,各有构建。子思托其圣祖力倡“仁义礼智圣”五行,孟子私淑孔门开启“仁义礼智”四端,荀子常用的则是“仁义礼乐忠信”的搭配,至董仲舒最终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儒家的核心价值以其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式,深入人心,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余年。儒家学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其思想内涵不仅兼收并蓄、取百家之长,而且因地变迁、各呈意态。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自古具有法天则地、重道贵德的传统,蜀中学人将道家思想与儒家理念结合,创造性地构建和发展了“道德仁义礼”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原儒者“仁义礼智信”之外别开一枝,独具特色。这一观念从西汉严君平开其源,扬雄扬其波,中经唐之赵蕤、宋之张商英、苏东坡,明之来知德,直至晚近刘沅、段正元等前贤的继志绍述,形成了持久一贯的“蜀学”核心价值体系。相较于正统儒学的价值观念,“蜀学”的核心价值具有“形上与形下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功能,正可弥补儒家对本体性终极关怀和道家对实践性现实关怀等方面的缺失。厘清这一价值体系,对于促进儒道互补、知行合一等新儒学体系构建,不失为可以备选的学术路径。     

我国文章的文质论概貌观

我国素称文章昌盛的泱泱大国。关于文章的重文重质主张者尽管各具其理,而主张文质统一且先质后文的,则是文章发展长河中的主流。兹就我国历代文论中关于文质问题论述的概貌,按时代顺序略论如下。 孔子是提出文质问题的第一人。他在《论语·雍也》篇曾讲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朴实超过了文采,就未免显得粗野,文采超过了朴实,又未免显得虚浮了。只有文采和朴实配合得恰当,这才是君子之风哩。不过那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为礼乐就是文,仁义就是质。孔子所说的文质,是指人们的道德修养而言的,与后人的文章的文质并非一个概念。但就文章的写作来说,孔子还是重视文的。他曾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义旨辨略

考察孔子对晚周"文敝"的深刻反省和孔子立教之初衷及《论语·八佾》各章章旨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可谓文质彬彬之道,是"人"与"文"张力被措置到恰到好处之道。礼仪中人的真性情在孔子这里构成了礼之本、礼的本然义旨;《八佾》全篇中绝大部分皆辐辏礼的本然义旨。从"人"与"文"的张力进入,自"礼之本"理会"绘事后素"章的旨趣可能是一条可靠的入路,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画之事当后于素朴的底色。郑玄一系说的根本破绽在于混淆了作为"质"的德之端倪与可以"文质彬彬"视之的德本身。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

朱熹的鬼神观主要是在有关礼乐的讨论中形成的,它既与传统礼学一脉相承,又有着较为浓厚的理学背景,是儒家鬼神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     

从"文""辞"视角审视先秦儒家文化传播思想特征

秦儒家十分注重言论和著述的文辞表达.从"文"的视角看,强调文采对文学传播的价值、文采要符合礼乐的标准、文质关系与传播的效果;而从"辞"的视角看,强调辞能达意方为传播目的、巧言奇辞为言辞之忌讳、辞论之目的需要成文理.     

中国礼文化之和谐观探析

“礼之用,和为贵”是中国礼文化的价值定位;礼、乐、仁是支撑和谐观及礼乐文明的三根“擎天柱”;“致中和”是和谐观追求的理想境界。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韩非之礼学

韩非是法家著名人物。但是,韩非并不简单的否定礼,他借用礼的等级性维护和论证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除了从法治维度批评儒家德治、仁政,还从礼的维度批评儒家的道德仁义,并将忠孝仁义等纳入礼的控制之下;他肯定礼仪在政治层面和生活层面的价值,在情礼(礼仪)之间又重情轻礼,反对礼(礼仪)的价值的异化。     

儒家的法律道德化思想

德体法用是儒家的德法关系论 ,引礼入法是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 ,原心论罪是儒家司法道德化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和重视道德教化对当前我国立法、司法乃至精神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 ,但儒家法律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相冲突的 ,从总体上说 ,其影响是必须克服的。     

徐复观论礼乐

徐复观先生创造性地诠释了礼乐文明。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把“礼”定位为人文化的宗教和道德性人文精神的自觉,发掘了春秋时代“礼学”的内在价值,特别是阐明了“敬”、“仁”、“忠信”、“仁义”等观念与“礼”的密切联系。第二,肯定并发挥“乐”在道德境界与艺术境界会合上的意义。第三,肯定礼乐在政治教化、社会和谐、个人修养上的功用。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从纪晓岚的“狐界”感悟儒家之“礼”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构建了一个集理性、伦理为一体的与人间世界相对应的完整的狐世界 ,为“礼”教秩序设立的众狐形象 ,渗透了“理”学理想 ,无处不让我们感悟到儒家之“礼”。     

“文质彬彬”的现代思考──谈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人格完善

“文质彬彬”，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谈及人的修养时提出的一个命题。《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饰、教养，正如司马光所言：“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孩田雅颂之声。”①所谓“质”，是指人内在固有的道德品质。“彬彬”是文、质的协调配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仁义道德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文”“质”对举，表达了形式与内容之间…     

春秋时期礼、乐的分流倾向与“移风易俗”

对春秋“礼崩乐坏”现象，学界多从诸侯对旧有礼乐制度的僭越与破坏之事实层面切入考述。实际上，与西周礼乐一体的政教制度相比，春秋时期，乐仅保有微弱的意识形态地位，礼之意识形态地住衰落而其法治内涵得到强化。礼与乐遂出现分流倾向。这一变化，促使苟子发掘音乐的审美意识形态优势而首倡“移风易俗”．重新在理论上实现了乐与礼的并举、相济，巩固了礼乐一体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