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的学术贡献——兼论其文献研读方法及在当下古史研究中的意义

对于古史研究来说，《竹书纪年》因其文献的复杂性，需要对其进行考辩，方能为古史研究采用；又因其文献的独特性，很多关于古史的记载不见于它书，故而也值得考辩。从乾嘉时代开始，《四库全书总目》、钱大昕、崔述，以至朱右曾、王国维等，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简介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张京华著）于2009年10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的第十一种,全书共计55万字。该书对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逐节细致分析,以此为基础展开若干专题研究。此书经清华大学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光审读推荐并作序。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一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它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打倒偶像,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疑古"派自认古史的"建设"不是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破坏与建设是一事的两面."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就"疑古"派的"故事眼光"与"民俗视角"而论,它之所"疑",直指"学者们编定的古史"."疑古"派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价值判断标准并非一味破坏、打倒,其精髓正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却与名山事业一道永存.     

论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

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有其历史必然性 ,顾颉刚继承和发扬郑樵、姚际恒的学术传统 ,对《诗经》进行辨伪 ,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 ,而是五四时代精神使然。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传统《诗经》学进行猛烈批判 ,始终体现了一种学术批判精神 ;二、树立了建设新的《诗经》学的学术目标 ;三、自由探讨 ,平等交流 ,进行正面学术交锋。     

启蒙的两种路向——论"五四"前后胡适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四”前后,胡适和鲁迅因个人主义理解上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启蒙路向。鲁迅从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中发现了新形式的专制,在对科学的崇拜中发现了新的迷信,由此为避免独异个人的无谓牺牲而引申出国民性改造的内涵,透露出强烈的精英意味。胡适则号召每个人都能一面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另一面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希望在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实现中国人的真正启蒙,显示出鲜明的平民色彩。但在对启蒙者个人历史地位、作用的设定方面,胡适和鲁迅却又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支配下,对个人主义做着相似的填充。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

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应对来自西医的竞争,摆脱因所谓"不合于科学"而倍受歧视的命运,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试图毁弃中医传统理论而代之以西医理论,造就一种"新医学"。"中医科学化"的实质乃是中医的西医化,而其逻辑发展的结果也必将是中医学的消亡。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中国知识"在科学权威下屈服于西方价值的历史缩影。     

科学技术&#183;意识形态&#183;消费异化——兼评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单向度的人》是其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一篇力作。认真梳理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以及消费异化的观点,重温其内涵的批判精神,对于我们克服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同程度存在着的重科学、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李约瑟难题”的多维思考——重申文明与科学的分析框架

虽有外国学者持有异议,然从文明与科学的关系解答“李约瑟难题”仍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中华文明“独立而又连绵发展”的特性,促使我国的传统科技逐渐地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也正是这一特性又使得中国科技于近代落伍。中华文明晚期来自思想文化、社会、自身三个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国学”如何可能成为一种“软实力”?——从知识谱系看“国学”的内蕴力量

国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从知识谱系的角度来看,国学包括三种形式的知识:一是价值之知,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佛教的慈悲等;二是事实之知,如中国历史学著作中关于社会、自然科学的知识,特别是中医中关于人的生理、心理、病理及其治疗的知识;三是形式之知,如汉字、汉语以及通过汉字、汉语所表达出来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艺术形式等。从知识谱系的角度发掘国学所蕴涵的各种知识,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