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汉书》是中世纪"正史"的真正鼻祖.它的作者是否剽窃父书?是否剥取《史记》编纂形式而无所创造?本文尝试厘清这一名著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真相,以论证决定《汉书》编纂取向的,是班固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当时的重大事变.将《汉书》的编纂过程,藉班固一生政治沉浮的历史陈述表而出之,悖于《汉书》学的研究传统.是耶非耶?期待高明指正.     

《史记》、《汉书》用字简繁差异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对比性研究中,叙事研究的内容广泛,该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五篇文章的逐句对比,结合历史状况及司马迁和班固的艺术表达特点,来研究两部作品在行文遣句上用字简繁差异的原因。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汉书》的两重性问题溯源

《汉书》在记人述事的过程中将＂实录＂与＂宣汉＂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两重性的特征。这既是班固史家与史官双重身份的体现,也是由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本性所决定的。《汉书》的两重性,与《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史记》在求真与致用上所呈现出来的两重性是一脉相承的。     

《史记》标点研究史简论

文章简要论述了自汉朝以来,历代学者对《史记》标点的研究状况。对于《史记》中出现及使用的标点符号进行依照时段的研究阶段划分,并对古今的标点研究史作出较为详细的阐释和论述。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

《牛郎织女》的产生跟周、秦民族的交融密不可分,《史记·秦本纪》、秦简和汉末魏初的《三辅黄图》都说明这一点,现存于西安附近的西汉牵牛织女石像更是证据。庾信《尉迟氏墓志铭》中的织女庙当在西安至陇东、南一带。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牵牛（牛郎）、织女的祠庙、纪念地被遗忘或变为同董永故事相关的祠庙。从陇东的乞巧风俗看,牛女传说和相关风俗在这一带长久流传,陕西很多县的乞巧风俗同陇东的相近。古代陇右、陕西中部一带的诗人也都有大量的咏七夕和牵牛织女的作品。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纯.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史记》未著录《淮南子》原因及作者问题考论

<淮南子>撰成于汉文帝末期,刘安综括其要题名<鸿烈>,因武帝严加禁锢,太史令司马迁也未能一睹该书之宏观.东汉刘向校订石室书籍时,取名<淮南>,东汉人题名<淮南子>、<刘安子>,唐宋之际又名<淮南鸿烈>.相关文献证明,<鸿烈>的作者自东汉以来,普遍认为除刘安外,另有道家苏飞等八公及儒家大、小山等人,及赵贤、朱骄如两位兵家和九位精通<易>学的宾客.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史记》《汉书》异文中的同源词研究

《史记》和《汉书》在某些篇目中不仅内容上有诸多的重合之处,用字上也是大同小异。这些用字上的差异校勘学上称之为＂异文＂。＂异文＂中有一部分属于同源词的范围,同源词的显著特征是＂音近义通＂。本文试图从同源词产生的途径来分析这些异文中的＂音近义通＂现象,并将这些同源词分为声训同源词、孳乳同源词和方言同源词。     

《史记》同义词运用的特殊修辞功能

同义词使用的特殊修辞功能在《史记》中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其一,体现儒家等级伦理文化规约;其二,表现西汉王朝本位意识;其三,记录先秦历史发展印记;其四,显示人物语言和物件的地方特色.     

试论《史记》“跨层”艺术对其价值的影响

作为历史叙述文本,《史记》主要由两个叙述层次构成.由于主叙述者司马迁在叙述时采用了两种"跨层"叙述的方法,因此《史记》的叙述形式不但提高了这一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价值,而且对后代的小说叙述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