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治理结构研究与思考

社会主叉新农村建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基础和前提是在尊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良性乡村治理结构。分析当前农村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尊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指导,构建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转型期强化我国政府权威的对策研究

在转型期要强化我国政府权威必须从强化政府权威的社会基础入手 ,从经济与政治体制转轨、政府自身建设和政治社会化等多个层面来强化我国政府的权威地位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本文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略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逻辑

乡村治理结构随国家政治与经济需要而相应调整与转型。本文就我国近代百余年各主要历史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乡政、村治和宗族作用三要素的转型逻辑进行探讨。从正视传统的小农经济特点切入,经过初级到高级合作化进而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城乡联合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提升,进行了内涵与外延要素的相关分析,提出了加强当代乡村治理结构效能的四个观点。     

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

乡村治理结构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而不断演变和优化的,孤立静止地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不科学的。只有尊重传统小农贫困且分散的特点,认清解放初期计划经济环境下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历史,努力消除城乡二元制度下的种种不公,才能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公民社会。为此,文章在系统分析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成因、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     

关系人情取向与村落内生性公共权力——河北Y村选举分析

由于中国社会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在探讨村民的选举行为时，不能忽略关系、人情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并不是投票的主导因素，感情网络与传统社会中对于关系、待人处事的社会期望深深地影响村民的行动逻辑。人情和关系成为村民投票和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指标，内生的公共权力被困在关系人情的强大力量中而失去自主性和培养民主文化的能力，有待理性民主的引导。     

转型期我国政治权威与制度权威建设的相关性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它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发展与走向。因此，在政治权威与制度权威建设过程中，从转型中国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审视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斥、交替互补、交融互渗等基本关系。恰当处理二者关系，寻求它们之间的契合点，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动转型期我国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转型时期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构性分析及治理

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使其具有扩张和被滥用的可能性,从而出现公共权力异化,并在社会生活中直接表现为权力腐败。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构的调整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经济根源,集权政治遗风的影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政治根源,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的缺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法制根源,政治伦理建设的滞后是公共权力异化的道德根源。有鉴于此,应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公共管理者的利益最大化;加快权力结构调整,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加快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构建新的政治文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正确处理大学管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大学内部的权力主要由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构成。我国大学权力构成属于行政权力主导型。这种大学管理体制强调行政权力的作用,普遍存在着忽视学术权力的现象,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认为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实行学术民主管理,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协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明确大学管理中的责权,提高大学管理水平。     

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

政府权威是一种源于政府合法性的力量,社会转型期的政府权威一般面临着从传统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既需要确立新的政府权威,又容易流失原有权威。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由政府及其成员的管理方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决定,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通过村官的管理方式和公共形象来实现。学生村官作为农村基层政府建设的一支新兴力量,在社会转型期需要立足乡村,以法理性政府权威为目标,从法治思维的培养、法治方式的实施、民主治理的推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社会角色的转换等方面着手,塑造新时期的农村基层政府权威。     

论社会转型期的责任行政

公共行政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存在非责任化的极大可能性,并制约着责任行政的有效实现。现代社会行政责任具有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双重性,客观行政责任缺位和主观行政责任的困境使社会转型期责任行政面临多方面挑战。责任行政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国转型期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探析

社会保障费改税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社会保障税开征与否,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类型和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统账结合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统筹层次偏低的现实以及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现阶段不宜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是否开征不应陷入由部门利益决定的误区,制度自身的改革与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才是社会保障改革的必由道路。     

试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保密问题

社会转型期会产生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与矛盾,这是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发展中所证明了的一个基本事实。以泄密作为一种逐利性的工具,是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之一。文章分析了社会转型期的基本特点和泄密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提出了防止泄密的措施与方法建议。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任危机的成因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任危机的成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关系约束机制失效,信任关系的建立困难重重,而原有的社会关系又受到严重削弱;道德约束机制弱化,一些自律性不强的人利用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逃避道德的惩罚,致使社会上出现了诸如破坏商业信用的欺诈与制假售假等种种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约束机制缺失,一些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逐渐消亡,而适应现时迫切需要的新制度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导致人们的行为失去依据和评测标准,内心产生迷茫和困惑,进而出现越轨行为。     

财务治理：集权与分权的经济学分析

个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决策专门知识的取得是一项成本较高的行动 ,而决策权的转移成本低于专门知识转换成本的事实则决定了需要将决策权转移给拥有专门知识的人 ,由此决策才有效率 ;财务专门知识的精细化则决定了需要对财务进行分层治理 ;信息成本与代理成本之间的权衡可以确定企业财务集权治理与分权治理的最佳动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