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关系”的变革：问题、困境与路径选择

“条块关系”是指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在“条条”和“块块”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条块关系”中存在着诸如行政效率低下、地方政府权责利益失衡、公共产品的布局不舍理等一系列问题,其变荨的困境主要在于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为此,要通过打破上下对口的机构设置、划清条块界限、对条块管理的过程进行设计等几方面的措施,来推动条块关系的规范化。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项目制下基层治理风险分析

项目制下的基层治理遵循"项目—发展"逻辑。基层治理以专项或项目来投入资金,实行分级治理的运行模式。但项目制对基层治理带来一些风险:乡村两级分化,吞噬基层自主性,乡村面临债务风险以及乡镇政权悬浮化。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反思乡镇政府与农民关系、各级政府之间关系、技术理性与以人为本的关系、项目公共性与经营性的关系,不断探索完善项目制的路径,以化解基层治理的风险。     

基层政府运行中的"过度关系化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制度与关系网络的竞争逻辑

在中国基层政府的运行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无论是正式权力的获取与行使,还是各类资源的竞争与分配,都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文章在综合人际关系学派、社会文化学派和关系网络学派的基础上,用＂过度关系化＂这一概念对这类现象进行了概括,并从政府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关系网络的效率机制之间的内在竞争逻辑出发,提出了三个解释性的命题：（1）竞争目标差异命题;（2）制度约束效力递减命题;（3）竞争成本比较命题。研究表明,过度关系化现象是组织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关系网络的效率机制之间不对称竞争的结果。而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治理,就必须从稳定的组织制度体系与结构的改革入手,寻求组织制度与关系行为之间的平衡。     

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发生在农村的各种集体性事件、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纠纷都不同程度的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不开,也与政府对农民的信任分不开。本文从研究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这个问题入手,梳理了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的五个方面,即政府与一般公民的信任关系研究,农民上访现象中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干部与农民群众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和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研究。最后对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进行了评述。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缘起、演进脉络和嬗变逻辑

“党建引领”是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现象和领导策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城乡关系,以及乡村治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乡村治理理论。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调整,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面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时代环境和治理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锚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在“变”中延续“不变”的价值追求和实践遵循,推动乡村治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项目化的资源配置和供给是当前基层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通过实践考察发现,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存在项目竞争与政绩工程、项目导向与政府错位、项目逐利与执行变通、项目实施的基层矛盾与精英俘获等多重困境。而困境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乡村振兴项目有限性与需求广泛性的张力、项目分配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不足、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双重规制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做好项目整体规划与分配、提高项目利益协调能力、强化项目监督、优化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关系是破解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困境的有效路径。     

基于博弈分析的审计基础关系与审计制度研究

我国的审计制度是单纯的政策行为，缺乏一个充分的博弈过程。其实，不仅构成审计关系的审计者、被审计者和审计委托人三方，两两构成博弈关系，其中还涉及其他利益方的博弈。审计制度的安排，应该是这些相关利益集团多次博弈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审计制度成为博弈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内在逻辑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是政府实现社会公正的标志之一,是政府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本质要求,也是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服务不均等的状况仍十分严重,具体体现在生均经费、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等方面。现行地方政府间关系对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间基础教育管理职责不清、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为此,迫切需要理顺地方政府间关系,如明确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赋予地方财政一定的财权、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内的一大顽症 ,它严重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本文分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现阶段的表现特征及危害后果 ,从认识论、世界观、组织领导、历史文化、体制机制五方面作了成因探源 ,提出了通过抓好治本之“纲、要、道、策”四条对策措施 ,达到整治和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症之目的。     

责任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逻辑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是社区治理规律深刻把握的创新方案、社区"一核多方"治理模式的升级版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形态.以主体有责、行动尽责、善治履责为基本要义的责任共同体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根本内核与内在意蕴,也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发挥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机制.实践中,由于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权责边界、尽责动力和履责能力等责任落实障碍问题,致使治理共同体难形成和治理优势难以发挥.为此,通过加强教育增责、制度赋责、激励尽责、党建履责,推进"人人有责""人人明责""人人尽责""人人履责"的责任共同体建设,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