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缘关系使该区域在保障国家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强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保护，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黄河流域的生态建设是利用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从根本上突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更加符合民众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和谐发展的状态，为流域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发展实践依靠人民、发展成效人民检验、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其战略定位是将黄河打造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构建黄河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路径分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治理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难以破解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的诸多困境,协同推进大治理成为黄河流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外在动力和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内在要求。黄河流域目前面临的上、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尚未形成清洁环保的发展机制等现实问题,一方面阻碍了地区间的共建共享,另一方面也制约着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践行生态优先的理念,强化生态共建机制,深化协同合作关系,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一体化建设,并积极融入高水平生态保护新格局,尽快形成高水平生态保护的有效支撑,切实保障环境协同治理的成效,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基础。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体制机制面临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推进和完善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体制机制是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面对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下民族地区生态治理转型、生态治理内部行政压力和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等治理的挑战,西部民族地区应当从三个方面提高治理能力：一是在治理理念上加强党的领导,统一目标责任意识,积极融合民族生态文化有益成分和治理智慧;二是在治理结构上增加制度供给、吸纳多元主体,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注入内生动能;三是在治理过程上优化整体和区域联动,完善和创新生态治理机制,促进效能转化,从而完善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体制建设,打通机制梗阻,统筹经济与生态互促进程,探索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现代化之路。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进展、综合评价及主要导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黄先后经历了“根治水害、开发利用”“科学调度、节约用水”“生态优先、系统治理”三个阶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在共抓大保护、协同大治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高质量发展、幸福黄河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综合评价进一步发现,2013年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平提升幅度大、进展速度快,但高质量发展推进相对缓慢,成效不够显著。进入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从控制污染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治理方式从条块分割转向协同共治,发展方式从粗放扩张转向绿色低碳,黄河文化从无序开发转向保护传承利用,民生保障从行政区转向全流域均等化。围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两大关键主题,在关键领域创新体制机制,为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三重维度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实现流域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关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在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维度下认识和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合法性、历史根基和对策。理论维度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绿色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思想理论支撑,是理性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根本;历史维度上,重览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黄河治理的历史进程,为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实践维度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系统治理,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水平,是当前人们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现实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爱国卫生运动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还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初期探索的重要部分,这一探索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奠定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基础。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之处,从短时期看,总体性动员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实现了快速应对的最优化,依靠党的组织系统,以情感性动员强化国民的共同体意识,树立国家的权威地位;从长时期看,爱国卫生运动成果的制度化促进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爱国卫生运动唤醒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国家逐步在民族地区建立现代科层制管理机构,进而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绿色城市的发展演进与推进路径探析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城市,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在城市。绿色城市是新型城市建设的主体形态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绿色城市在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对绿色城市的理念认知还处于较浅层次,对城市绿色规划还不够重视,绿色城市建设水平较低,绿色城市治理体系不够健全。“十四五”时期,要从新型城市形态的高度,提升绿色城市建设的自觉;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同推进的高度,加强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建立健全城市绿色治理体系;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构建“三生共融”的绿色共同体。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问题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已然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和责任。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全球化和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必须创新。首先,改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生态教育宣传;其次,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最后,完善政府治理的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监管能力。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问题研究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已然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现代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它是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标准。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全球化和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必须创新,首先,改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生态教育宣传;其次,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形成生态治理整合效应;最后,完善生态治理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监管能力。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生态治理在价值理念、行为主体、技术支撑、生态产业和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系统困境。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突破困境,从以绿色理念引领农村生态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健全农村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五个维度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理念、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的生态化转型,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尽早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     

生态嵌入视角下地方政府动员型水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

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中国环境治理出现新格局,环境问题改善出现新契机。浙江省“五水共治”中的水环境治理是典型的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以“五水共治”“模范生”H市为案例,以生态嵌入论为分析视角,将传统生态嵌入式环境治理作为参照系,透视地方政府动员型水环境治理的运作逻辑,发现治理实践未能形成理想的生态效应是因为治理行动的重要结构要素具有以下性质：治理主体构成单一且具有“离地性”、政治性;伦理及价值层面,自然被过度客体化;治理目标缺乏系统观;祛地方化的科技应用;考核指标体系缺少对生态系统的综合考虑,约束机制局限在行政体系内部等。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向生态嵌入式治理的转变,需从优化治理主体结构、生态伦理、治理目标等层面入手。     

建国7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分析

在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党和政府70年来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建国7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从向自然进军发展经济,到兼顾环境保护,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得到全面系统的建构。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号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已建立了一整套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各民族地区也结合当地实际,建立了符合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点的环境保护政策。但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更高目标看,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也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今后,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宣教,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形成合力;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构建全域生态平衡系统;创新运用市场经济方式,拓宽环境保护资金来源渠道;推动政策向民族地区再倾斜,足量落实生态补偿费用;改进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考核制度,从严开展监管执法,督促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贯彻落实。     

生态化腐败治理:理论、价值与路径——基于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

政治生态理论立足于转型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考察,拓展了腐败治理研究的新视域.在政治生态理论的视域中,腐败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权力约束与监督的政治问题,腐败还是权力所处的社会、经济、习俗文化等环境性状受到破坏污染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政治生态理论主张考察权力所处的环境生态同腐败的共生原理.重构政治生态,探索腐败治理的生态路径应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构建腐败治理的党内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腐败治理的制度生态;推进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构建腐败治理的社会生态;培育廉政文化价值理念,构建腐败治理的文化生态.构筑腐败治理的生态机制,既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创新中国腐败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时代课题.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全民参与：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的创新

政府生态治理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仍不能阻遏生态恶化的势头,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倡导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来逆转地球生态的恶化。除非有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全民行动的生态治理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化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政府不得不推动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全民运动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愿景目标。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需要通过全民参与的机制目标来实现,机制创新关键就是创造几条极少的例外条件,比如,教化全民生态危机就是民族生存危机、动员全民拯救生态就是拯救子孙后代、激励全民治理生态就是保证生存条件等。在“例外”条件之下,全民参与还是可能的。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