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一部透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力作--评《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

由广西师范大学唐凌教授所写的<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一书,在学术上填补了中国自开商埠的空白.垓书视角新颖、思路开阔、体系完整、内容翔实、方法创新、观点独创,是全面了解中国近代经济变迁不可或缺的力作.     

对近代河北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考察

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河北平原,生存需求与生态环境不断影响着农民的经济行为,因此这一地区的农民表现出了灵活的适应性。环境因素在农民的经济抉择中扮演了比市场激励重要得多的角色。但这并不是否认市场刺激的作用,市场介入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这也说明,生态环境、市场刺激与农民反应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均既非单一的变量,也非单向作用的因素,而是相互交叉并与其他不少因素相互作用,并由此推动了近代河北地区农业经济的转型。     

论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解构

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格局的异动,中国传统教化结构及其哲学理念由松动进而产生裂变,并呈现出新旧杂糅并存的状态.其中,维新派与传教士的交互影响,使西学知识得以迅速扩张与下沉;而顽梗的制度化儒学教化体系之最终瓦解,则得益于清末兴学、学制建立和科举废除所带来的连环而巨大的冲击波效应.社会经济的二元格局与教育体制的内在变革是中国传统教化走向终结的深层动因.     

中国近代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考察

中国近代出口茶种类丰富，各有较为固定的产区和不同的市场。红茶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茶类，兴盛时年出口100万担以上，19世纪末日益减少，红条出口基本上与近代茶业发展趋势相吻合，绿茶出口比较平稳，年出口量约20万担；砖条黄金时代是19世纪80年代至1917年，年出口最多达60余万担。红茶以英俄为主市场，绿茶销往美国、北非，乌龙茶主要销往美国，砖茶则输往俄国。分析不同某类的生产、贸易，可把握中国近代茶业的发展动态，了解列强对茶叶的掠夺、垄断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传统德育近代转型探析

以儒家道德教育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德育一直在封建社会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近代欧风美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德育经历了从观念到制度,再到实践的漫长转型过程。究其实质,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德育观与中国传统德育观相互冲突和融合的产物。探讨中国传统德育转型过程,有利于正确看待和处理德育的继承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传统德育的创造性转化以及西方德育观念的本土化问题。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状况渗透着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以及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取决于中国对西学的取舍、加工和改造 ,而不是对西学内容的机械应对 ,反映出中国近代政治力量更替和兴衰的历史必然性。适于民主的政治文化 ,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 ,逐渐成为国民的政治和政治行为准则。     

中国古代科技未能发展到近代科学的根源探讨

中国古代科技未能发展到近代的科学是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缺乏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重农抑商政策，官本位导向也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在早期科学本身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可以取得较辉煌的成就，但是近现代科学的内涵越来越复杂．继续原来的思维方式已经难以跟上科学发展的脚步。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清代嘉道以后,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吸纳西学,创立了近代学术.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历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可以大略分为以鸦片战争时期"师夷"思想的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技和初步探求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以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为基础寻求中国社会根本变革三个时期。在逐步加深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认识中,富于社会责任意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中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与传统渐行渐远而趋向现代。     

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一个视角——以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为考察中心

为了揭示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复杂多样性,以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为考察中心,采用历史文献学与法律社会学等方法,认为丧服制度作为传统礼制和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作为传统法律重要内容的丧服制度经过了一个由修改到逐步废弃的过程,是传统法律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在丧服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东方与西方等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凸显了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复杂多样性.     

基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视角的近代中国工业化研究

制度、技术、工业化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着一般性理论关系。制度和技术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不仅以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工业化,而且还可以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合力推动工业化。通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和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这三个代表性阶段的分析,可以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与不发展(迟缓)归因于制度和技术。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坚持不懈地坚持科技进步的制度性促进,完善新型工业化的信息化带动制度,建立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宏观科技管理制度,加快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源促进制度,推行资源环境生态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现代环境产权制度和现代生态产权制度。     

传统价值观对早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早期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树立了"尚富强"的新价值观,但是"纲常礼仪"等传统的伦理思想还时时影响着他们。而这种影响也阻碍了新价值观的继续发展,使它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他们后来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理论模式就是基于这种矛盾思想所建立起来的,因而是不完整和脆弱的,同时也缺少对现实社会的冲击力。     

经济诉求与政治取向——论甲午战前的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

甲午战前的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反应性和防卫性特征,官方所推行的国家主义经济战略极大地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虽然晚清中国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但早期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仍主要限于经济方面,而忽略了政治取向,体现了古代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双重性,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过渡性质。     

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

本文重点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这一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史起始期考辨——20世纪初清末政治变革与建筑体系整体变迁

既有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囿于通史分期模式,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近代建筑历史的起点。文章拟从传统建筑体系的整体断裂、新式建筑教育的初兴与新型建筑师的出现、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改造三个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中国建筑体系发生的整体性变迁,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建筑史与近代建筑史的真正分界点不在1840年而在1900年代。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专利制度变迁述论

中国近代专利制度的萌芽及形成过程艰难而曲折.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它经过了晚清时隐时现的萌芽时期以及被迫承认的内外保护时期;民国初年,专利保护开始设章定制,而内容仍多变不定.国民政府时期,专利制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逐步完善.1944年,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包括发明、新型、新式样的专利法正式公布.     

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与变迁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过程。近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与变迁不是自发地在传统社会内部完成的,因此,对近代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