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文坛对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评安田武的“论山本有三”

“二战”期间日本文坛经历了文学史上最堕落、最令人窒息的历史阶段,四千余名作家加入了“文学报国会”,为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呐喊、鼓吹。如今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关于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却并没有停止。日本著名评论家安田武从作家“资质”和民族“特质”入手,描绘了著名国民作家山本有三由“抵抗”到“堕落”的轨迹。对安田武的“论点”进行辩证分析,有助于了解日本文化精英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有助于探究日本文坛至今还没有明确文学家战争责任的缘由。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毁坏”意识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大多没有了传统的英雄叙事品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争结束的和平生活中,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到处显露的是生命与灵魂的被毁坏,“毁坏”意识已然代替了英雄主义题旨.现代作家站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本身,在毁灭性经验中反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本质,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20世纪的西方战争文学实质上成为地道的“反战文学”.这是20世纪有关人类争端的新认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鲜明的纪念.可以说,“反战文学”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史上沉重的伤痕之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信念和现代人的裂解痛苦.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战争钳制下“动-静”关系的双层构建与艰难平衡——沈从文湘西叙事（1937—1947）再论

沈从文在湘西叙事中着意构建“动-静”关系,尤以1937—1947年期间的创作为最突出。这促发于他独特的战争体验、观念,承载着其美学理想,体现在“自然-人事”、人事活动内部两个层面。自然之静境与人事之变动既有耦合的地方,也有离间之处。人事活动内部,叙事中融汇了主体性建立的执着与艰难、传统习俗与现代价值的龃龉、故乡记忆与现实真相之间的多种错位与多重冲突,“静”难抵“动”。究其深意,该关系涵容了战争要求与文学本质、现实变革与历史记忆、文运趋势与自我坚持等多重交集的时代命题。沈从文的湘西叙事由此超越了地方性意义,此外,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致力于文物整理、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且最终以另类方式介入当代文学发展。     

野间宏的战争文学批判研究

野间宏的转向体验小说和战争体验小说在日本战后文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的战争文学固然有对日本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和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批判的积极因素 ,但也存在着故意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 ,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推卸责任的思想意识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战争文学中的人性画卷与和平旋律——瓦西里耶夫战争题材小说探微

瓦西里耶夫以当代现实立意和人类思维反映苏联的卫国战争,他在一系列战争题材小说中强化“人”的描写比重,淡化“军”的色彩,塑造战场上的“准军人”,重视表现战争中的非战争生活,创造了战争文学的人性美,鸣奏和平的主旋律。     

战争与中国抗战文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杂志社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重庆联合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战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庆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开拓研究中国抗战文学的新视野”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天皇的礼物》中“慰安妇”战争创伤的多维阐释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文学界开始从人类整体出发呼唤和平、反思战争,并对战争中出现的屠杀、性暴力等创伤记忆进行研究。《天皇的礼物》作为伤痛记忆的文学文本,就呈现了“慰安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卷入战争并成为男性战争牺牲品的历史。文本背后,作家泰瑞莎·朴也从战争催生出的压迫制度、战争导致的人性扭曲、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等三个方面,对“慰安妇”的战争创伤进行多维度的文学阐释,以期将“慰安妇”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人类历史共同的经验教训,进而警醒世人对战争和性暴力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式新解”——来自“新教育学”的启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在“新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望取得“范式新解”,从本体论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核心概念重构、实践视角切换以及多元学科融合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与学科视域的转变；从认识论维度看，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运动与外部环境变迁，全面审视范式困境，有助于强化与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底蕴与生成逻辑；从方法论维度看，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式，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缺陷，以此为突破口精准治理系统缺陷，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优化。借鉴新教育学研究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谋求创新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文化战争”与“反恐战争”关系辨析

国内学界过去对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和国际上发动的反恐战争分别作了一定的研究,但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新保派发动反恐战争的国内根源却很少进行深入的考察.本文从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的角度,对这两种"战争"作了比较分析,指出尽管文化战争和反恐战争在发生的时空以及所采用的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新保守主义参与或发起的观念战争,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根源、思维方式.二者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存在相互依赖和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     

战争于海明威的意义

战争，于我们似乎是很遥远很陌生了。然而，研究海明威及其作品，使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聚焦于这两个字眼。作为“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命名者和代表作家，海明威指出战争摧毁了人的幸福，记录下了这一代人的无奈、悲观和绝望；同时，海明威还用手中之笔，勾勒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同仇敌忾地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历史画面，奏出了一支人类兄弟情谊的赞歌。不可否认，海明威的作品时至今日仍有着超时代的价值，可以说，海明威是20世纪描写战争最出色的作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帝国主义国家从领土上分割世界，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     

论当代战争小说冲突的构成及艺术处理

当代战争小说表现战争生活中人与人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轻是其原则,个别作品虽有出入但从未丧失民族的底线,这是由民族观念所决定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南线战争小说处理革命、国家与个人三者利益时,虽也遵循上述普遍原则,但已开始思考其悲剧性内涵。这是战争小说表现这类冲突的新质,预示出战争小说的新趋向。在处理方式上,“联系比衬”与“人物聚焦”是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小说处理战争环境下人与人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异族、“他者”形象: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

二次大战是中华民族仅有的一次直接参与的世界性战争，它使我们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个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境遇。战时中国文学中的异族、“他者”形象，作为中国作家战争中生命体验的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文学有可能更开阔地在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高度上去拓展自身存在的时空。张爱玲、无名氏、夏衍、侣伦等人用自己对异族、“他者”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如何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出发去接纳人类普遍性价值，留下了久远的思考。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敌人”问题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敌人”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常识,它在三个向度得到重新的考量:一是等级森严的军队建制和人的权利欲望的关系,体现出某种政治文化的利害冲突；二是人性的局限性在残忍搏杀中的变异,使得战争的残酷增加了邪恶性；三是敌对阵营士兵之间对共同命运的审视以及对生命本身的重新认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考量是对西方近代以来人文理性传统的特殊反思.     

渗透与超越:从战争意识角度理解胡风话语

在20世纪的30、40年代,现实战争的境域是胡风话语的生长境域,战争的日常化和私人化,使得战争成为胡风话语的逻辑起点;同时也使得胡风话语渗透着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方式,表现为“我们”体主语和战争术语相结合的话语特征;而胡风以“人民”为中心的战争启蒙观使得胡风话语超越了二元对抗的战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