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形势任务与战略转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状况和发展条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为2020年之后接续推动长效减贫提供重要支撑。中国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其丰厚的理论基础,彰显了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呈现出多元化、综合性、实践论等理论特性。中国不仅把贫困治理作为政治任务,还把乡村振兴作为政府责任,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纳入国家治理的长期战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和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贫困治理全面转型,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挥制度优势,从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出发,对现有扶贫政策进行微观调适,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的减贫政策框架,形成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

共享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是我们认识发展、分析发展、解决发展的理论武器,是推进脱贫攻坚的战略抓手。努力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一是用红色基因改造贫困基因、重塑农村精神,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是把党的支部建立在产业发展链的关键节点上,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组织基础;三是积极探索农村新型集体化道路,建立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生产资料基础;四是加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经济利益基础;五是正视贫困群众群体的内部分化抓住扶贫的重点、要点、难点,做实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工作基础;六是坚定脱贫攻坚信心与目标的同时正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艰巨性,做好久久为功、打硬仗、打攻坚战、打持久战的认识基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再探讨——基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野下,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个主要方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路径衔接,具体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把握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长效减贫的实现路径,重塑减贫政策体系。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还需要尽快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贫领域国际合作。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导向、重点内容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与拓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心在于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并提升脱贫质量,同时防止新生贫困产生;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心在于实现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优秀工作机制、脱贫攻坚精神以及扶贫资产等在乡村振兴阶段的承接应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需要保持既有扶持政策的阶段持续性,同时针对返贫风险高的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建立预警监测机制;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需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顺利转型。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目前,学界对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各领域的研究众多,成果丰富,而对于整体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落后的原因、政策建议及国外经验研究三个方面。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的整体研究还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路径、机理与创新：社会保障促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分析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制度,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保护人力资本、降低社会风险和保障基本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反贫困作用。当前农村扶贫阶段中,贫困人口的社会生理性致贫因素增强,因此要求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权利救济在内的社会保护式扶贫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社会保障既被列为反贫困的重要目标,也被列为反贫困的主要路径,在中国农村减贫发展进程中的嵌入程度逐渐加深。为了减少因制度不一造成的缝隙和叠加问题,让扶贫与低保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衔接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多领域、多主体的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也需要被构建起来。在看到当前我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减贫发展可喜成就的同时,也应注重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减贫可以借鉴欧盟社会保障发展经验、加强服务供给、倡导更加积极的制度安排以及以 “一站式服务”方法促进基层社会保障的协同化治理为努力方向。     

论新时期我国扶贫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目的/意义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农户健康和公共卫生系统等因素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为保障“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脱贫稳定性提供理论依据。设计/方法利用2016年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以世界银行宣布的贫困线为标准,基于精准扶贫视域,从是否贫困、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指标测度减贫状况,并运用log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医疗支出比重、健康状况与自来水使用状况等因素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论/发现医疗支出比重对是否贫困、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农户健康情况对是否贫困具有负向影响,自来水设施使用情况对是否贫困具有负向影响。医疗支出占比过高是贫困农户家庭贫困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农户健康的身体状况是农户摆脱贫困的保障,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健康水平,增强农户摆脱贫困的能力。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种新的精准扶贫工具

作为一种以实现社会成果为前提的新型合同,社会影响力债券能够吸引私人投资和社会参与,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在引介社会影响力债券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影响力债券与精准扶贫之间在社会需求、资金投入和政府支持方面存在的契合性,从公私合作和央地合作角度分析了精准扶贫运用社会影响力债券工具的4种模式,并结合国内首单扶贫社会影响力债券案例,分析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社会影响力债券应该注意的问题。     

论新扶贫开发的区域协作

随着以连片特困区为主要扶贫对象的新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区域协作不仅是推进新扶贫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扶贫战略的重要内容。针对新扶贫开发战略面临的协作意识不强、协作动力不够、协作基础不稳、协作保障不牢等现实性问题,在新阶段扶贫开发战略推进中,必须从转变协作观念、构建协作平台、丰富协作内涵、健全协作机制、完善协作政策等环节入手,全面推进区域协作,为新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国扶贫开发经验总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四十多年来扶贫开发历程,中国扶贫脱贫工作取得成功的经验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方针,坚持依据不同阶段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实施扶贫战略,坚持以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主的开发式扶贫,坚持全党全社会全行业共同参与扶贫。在取得脱贫攻坚胜利之后,党和政府要继续带领全社会共同参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成果,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     

参与式扶贫及其绩效分析——基于江西的实践

主要阐述参与式扶贫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以及江西采用参与式扶贫的一些项目区所取得的效果。同时指出当前实施参与式扶贫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方法,参与式扶贫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