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蒋百里《军事常识》述评

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的奠基人。《军事常识》在内容上涉及战争理论、建军原则、国防原理、兵役制度、武器装备、编制原则、教育方法和军队管理等重大问题。蒋百里在书中借鉴西方各国的军事思想学说及其国防建设经验，总结并反思清末民初军事改革和国防建设的成败得失，为在中国建设近代化国防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因此，《军事常识》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中国近代长期没有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的落后面貌，成为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性著作，也是蒋百里国防思想初成体系的标志性著作。     

论军事软实力视野下的中国军事外交

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首次提出的.中国军事思想文化、外交和国防政策、中国军事外交实践、中国军队现代化发展模式等分别构成建设中国军事软实力的四大来源.中国军事外交既是军事软实力资源之一,也是军事软实力资源运用的有效手段.论文对军事软实力进行理论分析;诠释了建构新世纪中国军事软实力的四大资源;论述了军事软实力与中国军事外交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为增强军事软实力对中国军事外交的思考.     

试论曾琦的“抗日必胜”思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琦提出了“抗日必胜”思想 ,其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他通过中日双方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对比 ,认为抗战形势是有利于中国的 ,提出了抗战是长期的 ,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     

简论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奠基于“五四”时期,形成于抗战爆发前夕,成熟于抗战胜利前后。     

蒋百里军事思想简论

蒋百里军事思想简论姚家坤蒋百里，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曾先后东渡扶桑、西行德国苦学军事，学业优异；又有多年军中任职经历，体验甚丰；加之他本人具有在哲学、史学、政论等诸方面的深厚造诣，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意愿以及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抗战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变化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本文从抗战与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思想形成、中共军事思想的创新、新政权建设思想的构想、中国化文化思想的确立、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具备雏形、外交思想的转变几方面 ,论述了抗战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影响。     

浅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从会议的背景、内容、对持久抗战的意义来考察,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是抗战中一次比较积极和进步的会议,应该给予肯定。但由于国民政府政治态度的逐渐改变,南岳会议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周恩来与毛泽东持久抗战思想的形成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的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之前,周恩来已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会议演讲、电报、文章等形式,阐述了山西、华北和全国的持久抗战问题.探讨周恩来持久抗战思想,对于完整理解、深刻领会、深入研究毛泽东持久抗战思想,颇具历史意义.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物质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建设。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成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物质保证。一、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中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在抗日战场上,我们面临的是敌人对我们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的全面进攻,他们企图用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的办法,用残暴的“三光”政策,消灭我抗日力量,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因此,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也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斗争。敌后持久抗战的艰苦性需要财政经济的支持,粉碎日寇扫荡,打破国民党经济封     

抗战后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原因浅析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抗战的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南越长城,在华北大地上燃起战火,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呢?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先辈同行。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发表了措辞激烈、坚定的抗战宣言。为了保卫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同时从战略上牵制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攻势,蒋介石决定组织精锐部队进行淞沪抗战。淞沪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况最烈的一次战争,时间长达3个月。其后的南京保卫战实际上是淞沪之战的尾声。淞沪之战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略战术失当、对国际力量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失败,但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短期内速胜的美梦。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决定调整战略战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战略。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军事出口管制评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一直实施严格的对华军事出口管制措施。美国不仅严禁向中国输出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而且屡屡阻挠和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军事贸易合作。美国对华军事出口管制的涉及范围广泛,控制措施严格,实施时间持久,不仅阻碍了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也损害了美国的自身利益,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略论宋哲元与冀察政委会的成立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分治”政策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相结合的产物,而宋哲元的政治运作则是这一结合的关键。宋游刃于日蒋之间,一方面利用南京政府抵御日本压迫,另一方面又借重日本压力向蒋介石索权,从而在短时期内促成以他为首要的冀察政委会的成立,掌握了华北军政实权     

丁日昌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正> 丁日昌是晚清同、光“自强”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办理洋务而著名,尤以其洋务军事活动富于成就,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丁日昌的军事言论和实践与晚清军事近代化密切关联。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丁日昌的军事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他的历史地位。 一 要想有力地抵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必须以建立近代国防为条件,近代国防又必须以近代军事工业为基础。这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近代官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魏源、林则徐     

中日军队在中条山会战中的战略战术博弈

中条山会战是1941年华北抗战正面战场上中日两国军队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要较量,体现出中日双方指挥机构的战略运筹和执行水平。日军能够做好“八分准备”,进攻前“示形”于西,佯攻“洛潼”,在外交斡旋、战略定位、兵力调度、战术运用等方面均胜国民党军队一筹,战略上逐渐占据主动;而国民党军队“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之准备”,在对敌主攻方向的判断上出现重大失误,战略上乃陷入被动,战前对武器装备、纵深配置和防御工事亦未引起重视,最终遭遇惨败,暴露出其在抗战中所具有的若干一般性面相。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述论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军事摩擦进一步扩大,沈钧儒等一部分坚持团结抗战的国民参政员非常忧虑。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提出要求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真相,找出解决办法。然而,由于国民党坚持消灭中共、消灭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和对国民参政会的强力控制,中共对视察团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并向国民参政会发去了质疑电文,致使视察团并没有考察国共军事摩擦最为严重的陕北,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该提案的目的也未达到。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