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从“管控”到“共享”：编制资源的统筹分配及其社会化治理——以L省Y市案例为中心的质性研究

统筹编制改革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提出的重要要求，应当结合结构优化、存量盘活与资源整合等关键点，对地方统筹编制资源、进行编制统筹分配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观察，明确编制作为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可分配性以及使用受监督性。本文选取L省Y市为样本，对其编制资源的规划、统筹分配以及纪律监督情况进行描述，指出在科层制思维下出现的编内、编外人员的工作困境，在盲目求效的工作习惯下出现的专户竞赛与专户冗余的实践困境，以及在僵化执行纪律的情况下用人自主权与编制管控权的矛盾。根据L省Y市的相关构想以及初步实践，提出对“管控式”的编制统筹管理有所补充的“共享式”社会化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在编制规划过程中的多方参与，在编制分配的过程中进行多向研究，在编制监督的过程中采取多重规范的保障措施，促进编制资源在统筹分配之下，形成社会各方权责明确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基层减负的治理困境及梳理——以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形式主义"整治为例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提出"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以来,基层工作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在实践中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基层减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通过对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记录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文件数量繁多与客观工作需要的矛盾、人员配置不均与基层编制紧缺的矛盾、监督考核"痕迹管理化"等形式主义顽瘴痼疾成为限制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的重重枷锁.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部分干部政绩观异化、考评机制存在制度瑕疵、链路信息不对称等.若要继续深化"基层减负",提升治理能力,则需要通过统筹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完善激励评价与考核机制、发展技术赋能与数据矩阵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

数字化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政府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动与融合，本质上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其数字治理必须彰显公共性，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关照人性。但是在政府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全面泛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常常陷入“技术依赖”“信息过度采集使用”“数字规训”“算法操纵”等多重困境。因此，实践中要掌握好政府治理数字化的“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主体、制度、过程等方面促使数字技术更好适配政府治理活动，引导数字技术向实、向民、向善发展。     

建立健全政府规模的约束机制

精简机构,控制政府规模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三次启动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都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定成就,解决了当时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但严格地讲,三次机构改革都没能摆脱“精简—膨胀”的困境。笔者以为,可以从编制立法、财政运算和人员录用等几个方面建立健全政府规模的约束机制。 一、建立健全编制立法约束机制 政府机关编制作为政府机关法定人员数额及其相关的人员结构与职位配置,直接规定并反映着政府规模的大小。编制管理立法是实现政府编制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和稳定化的关键一环,它一方面对政府机构改革进程起着指导和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它能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法规体系。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行政组织、机构编制的规范总的来说过于简约,只规定了政府编制的基本原则和编制管理的操作导向,一些必要的机构编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规模经济、转移支付与政府规模——以江西为例

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管理费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各级政府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县域行政区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许多县域行政划分偏小,尚有广阔的规模经济改进空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成为推动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扩大县域人口规模,完善转移支付的分配,有助于减少政府雇员规模.     

基层治理中的二重合法性——“非正式权力运作”的一种解释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政府诸多错位行为,表现之一是以非正式手段达成治理目标。依法治国的治理策略下,法制是政府权力施行的合法性依据和基础,但改革前总体性支配治理模式下庇护性质的合法性并未完全消退。当前基层社会的支配结构建立于这两种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一些情况下"二重合法性"的内在张力造成了正式权力施行的困境,政府进而诉诸非正式途径达成目标。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论政府规模扩张及其治理

政府规模扩张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行政发展的普遍趋势,招致人们的诸多批评。本文从分析政府规模的扩张及其危害入手,探讨政府规模扩张的原因,并借鉴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界定适度政府规模的边界,进而提出政府规模扩张的治理模式。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公共行政中的治理——公共治理的概念厘析

治理是一个年轻、不成熟、内容庞杂的理论,公共行政学者意欲进行治理研究,首要的是对公共行政中的治理进行概念的界定和厘析。在分析完治理兴起的实践背景与思想背景之后,本文将公共行政中的治理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该定义突出了自组织网络治理的重要性、政府的“元治理”作用以及政府与自组织网络之间的合作互动。同时,为了廓清公共治理的外延,本文分别对比了公共治理与统治、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两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就公共治理与统治而言,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组织秩序和统治秩序、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单中心控制与多中心治理等三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就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扩展和深化。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数字时代的中国政府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超出了既有国家治理理论的解释边界,对“行政发包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理论都构成挑战。通过建构数字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变革的分析框架,并用其解读数字金融领域的政府治理现象,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体空间之上创造了数字空间,产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也不同于“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政府治理变革新趋势。     

项目理政：县域治理激励机制的视角

激励是单一制行政体系非常重要的工作机制,是政策过程的动力来源和润滑剂。基层政府位于单一体制的底端,面临着多重约束：基层政府的低治理权、有限的财政、强化的监察、强社会嵌入性。这些约束条件导致基层政府的弱激励现象。本研究以S市为例,S市作为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全面运用项目制,规避现实的约束条件,克服科层制的弱激励缺陷,调动积极性。相对于科层制常规工作,项目制以增量工作为主,从而有利于化解存量工作难以激励的难题;项目制重在“谋划”与包装,从而有利于化解基层被动式治理模式下难以激励的困境;相对于基层职责不清、奖惩难以施行的特点,项目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标准,从而有利于制定清晰的激励标准。本文也进一步讨论了实施项目制的局限性。     

治道与治理:探讨公众参与县乡政府社会管理问题的两个维度

治道和治理是观察公众参与县乡政府社会管理的两个重要维度。形而上之治道维度包括政权合法性、民本—人本论两个方面的内容,形而下之治理维度则包括基层社区自治、民间组织建设以及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和政府决策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治道与治理的两个维度均构筑于丰富的传统治道思想和现代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此两个维度互相诠释,相互印证,在体用不二中为探讨公众参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考核式治理失灵：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与防治对策研究

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是当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基层形式主义是基层考核式治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产物，伴随基层考核式治理失灵而重复不断地再生。由于存在考核指标单向性、考核要求角逐性、考核检查泛化性以及考核评估卷面性等问题，基层治理相继陷入过滤型形式主义、邀功型形式主义、迎检型形式主义、留痕型形式主义困境。为此，新时代基层治理应强化层级协同治理理念，通过构建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良性互动的新格局，矫正考核式治理失灵现象，从根本上抑制基层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     

基于演化博弈的政府雇员监管研究

借鉴演化博弈论分析政府雇员之间、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博弈关系.首先,构建政府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不努力”的额外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及无形损失、“努力”的奖金收入及无形收益、“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其次,构建政府与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群体和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政府是否选择“监管”,与“监管”成本、“不努力”雇员的违约金、政府未尽到“监管”职责且雇员“不努力”时受到的“惩罚”等参数相关;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努力”成本、“不努力”的额外收益、“努力”的奖金额与无形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与无形损失、“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