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把”字句研究

本文在搜集《拍案惊奇》“把”字句用例的基础上,从种类、主要动词及其附加成分、否定式三个方面对《拍案惊奇》的“把”字句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和探讨．并得出以下结论：1．在明代,“把”字句除表行为方式和处置以外,还产生了不表处置的“把”字句,此外,还出现了无主要动词呼应的“把”字句;2．在《拍案惊奇》中出现了动词带动态动词“过”的“把”字句;3．“把”字句否定式以否定词出现在“把”字结构之前为常例．     

被字句的语义结构

被字句式内部有一定的语义规律,根据李临定等的研究成果,笔者推出被字句式的主位语义限制条件。通过对“受事”主位结构和其它“非动作者”主述结构以及被字句式和连动式、兼语式、把字式的套用等表义结构的分析,证实了主位语义限制条件的实际意义及其高度的总括性。     

《金瓶梅》“把”字句研究

本文以《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悔》为基础,同时参阅了明、清的十几部白话小说,对《金瓶梅》的“把”字句作了多角度的观察和分忻。得出以下结论:1、“把”字句动词语义不指向“把”字宾语的反向结构在明代已发展成熟;2,“把”字句动词的发展变化促进了“把”字在意义与功能上的虚化;3、“把”字句否定式以否定词出现在“把”之后为常例;4、“把”字宾语已发展成熟,在动作未发生时,其所指并不存在的表确指的宾语已经出现.     

《左传》谓语“请”字句的结构转换

《左传》谓语“请”字句的结构转换李运富“请”字在《左传》中作谓语４９３次［１］，本文称之为谓语请字句，举例时用横线标出，横线之外的，与“请”没有直接结构关系，不属于谓语请字句。“请”字作谓语时，常见义表示“请”或“请求”［２］，动词。从语意搭配关系看...     

试说处置式的产生与发展

处置式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为此史存直先生曾在《汉语语法史纲要》里提出疑问,认为应该称作“把”字句。处置式是汉语语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和普通的介宾结构不同,尽管后来的处置式也有不表示处置的,但处置性毕竟是这种句式产生时的重要特征,何况又不仅限于“把”字,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称为处置式。处置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用介词“把”或“将”把作为受事者的宾语提到动词前,目的是为了理顺句子内部的结构关系,使之变得清楚明白,有时也有强调受事者的意味。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之中日史籍比较

日本明治史家关机的《续近世日本外史》是黄遵宪故居人境庐至今保存完好的一部日本汉籍,是黄遵宪使日时为修撰《日本国志》搜集到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在这部藏本中有黑笔圈勾的内容被编入《日本国志》邻交志“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文章通过详细考察黄遵宪利用关机原文编写这一事件的情况,还原他作为一个忧国爱国的史家既要客观实录又要回护本朝颜面的两难处境,指出他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良史精神及其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     

包含被字结构的把字句探析

“包含被字结构的把字句-N把N1被(N2) VP”是把字句的一个小类,和把字句有必然的联系,但也有自己的特征.文章从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共时角度研究它的句法特征、语义表达、成句动因;历时角度研究它的演化过程和用频低的原因.结构上,该句式是“把字句”前半部分和“被字句”后半部分的截搭;语义上,该句式有“把字句”的主观处置和致使义,也有“被字结构”的遭受义,只是不同小类突显的语义重点有差异;语用上,该句式有了现代汉语中“把字句”、“被字句”不具有的消极义,这是这个句式所赋予的.该句式所表达的不仅是“把字句”和“被字结构”简单的叠加,还有各种附加义.     

《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和“将”字句

《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方言写就的清初白话小说之一,其中有大量的“把”字句和“将”字句,它们是处置式的主要类别。从两种句子数量悬殊的现象来看,清初时期,“把”字句作为一种新兴的语法旬式,在白话小说中有很强的生命力,而“将”字句书面语意味较浓,因此其处置用法逐渐被“把”字句替代,从书面语中日渐退却。对《醒世姻缘传》这两种句式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问世年代稍晚的《红楼梦》中处置甸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借鉴。     

布依语处置式的来源及其发展

处置式是现代布依语中的一种句型结构。它有两个来源,一是由连动结构中的一个动词虚化后演变而来;一是借自汉语,即“把”字句。本文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布依语处置式的结构类型进行了描写,并通过“把”字句历史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对这种句式的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再谈“把”字句状语的位置

一九八三年笔者曾写过一篇《浅谈“把”字句状语的位置》的文章(见《河南师大学报》83年2期),谈了“把”字句中的状语在什么条件下置于“把”字之前,在什么条件下置于“把”字之后,在什么条件下则可前可后。本文想再谈谈置于“把”字之前或“把”字之后的状语,如果不止一个时,它们出现的位置及其条件的问题。(常见的为两个,三个的较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台湾《中文大辞典》(讠为)误举例

台湾新编《中文大辞典》,是大型的汉语词典,自问世以来,以词目丰富、义项周备、引证详尽著称.当然,它作为一部成于众手的巨著,象其他大型工具书一样,不可能没有失误.昔《康熙字典》成书,王引之作《字典考证》,纠正其引书(讠为)误凡二千五百八十八条,而《康熙字典》的错讹远不止此.今检《中文大辞典》己部“已”字,巾部“帝”字,干部“平”字、“翰”字,幺部“幽”字,弋部“式”字等部分词条,每见其释义、引书亦颇有失误或可商兑者,因略作考索、核对;择若干条,以原词条为目,不另作归纳,汇而成篇.有些词头,义多事繁,拟另成专篇,兹不具.惟《中文》多本日本《大汉和辞典》,其错讹失当处,亦多袭《大汉和》,或辗转相袭其他旧时辞书如《中华大字典》、《辞源》(旧)、《辞海》(旧)等而致误,为避免繁复,不一一说明.至于本文错误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影响探析

黄遵宪是近代中日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任参赞，《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实地考察日本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而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认真的评析，为清末司法改革提供了样板，推进了清朝司法改革的决策，并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方向和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郁达夫《日本谣十二首》笺注

这组《日本谣》,题又作《日本竹枝词十二首》,是郁达夫留学日本名古屋时的诗作.诗前有作者原序:“明治初,黄公度有《日本杂事诗》之作,数千年历史风教网括无遗义,至博也.然近年世变重繁,民风移易,迥非昔比.古有其传,今无其继,非法也,于是乎《日本谣》作矣.“序中提到的黄公度,就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者黄遵宪.黄遵宪在任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期间,曾对日本的历史、政治、风俗诸方面作了较深入的考察,著有《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郁达夫的     

黄遵宪：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１９世纪末,浩如烟海的中文书籍里面,出现了首次系统研究、介绍日本历史的《日本国志》,这部书被世人评价为数百年鲜有的奇作。它的作者也因之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级人物。 诗人的心声： “我手写吾口” 黄遵宪, １８４８年生于广东嘉应州城（今梅县市）,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他自幼天资过人,曾作诗“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为乡里推重的小才子。正当黄遵宪埋头沉浸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际,西方列强再次把魔爪伸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不愿过那种“皓首穷经”的儒士生活,主张“经世致用”…     

《琉球三策》作者考──再论黄遵宪的日本观及他与李鸿章、何如璋的关系

《琉球三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近年国内外的研究者多视其为黄遵宪所撰，并以此为基础，对黄遵宪的日本观及有关历史进行论说。笔者根据在国外所见的原始资料及当时黄遵宪与李鸿章、何如璋等当事人的关系，认为《琉球三策》的主要思想当归何如璋．并进而对黄遵宪日本观的形成发展，作了较为严密的考察和论述。     

《醒世恒言》被动句式考察

对《醒世恒言》中的被动句式进行分类统计,从用量及结构等方面探讨“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和“为……所”式这些上古汉语传统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汉语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字式、“与”字式、“吃”字式这些近代汉语才产生的被动式的特点,从而阐述被动句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概貌。     

《日本杂事诗》的明治维新解读

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以诗歌的形式,对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解读,是晚清末期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早做出的全面的反应与记载。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巨变波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一个挚爱着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在考察日本发展的同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祖国的贫病交加,因此他在《日本杂事诗》中可以说塑造了一个近代中国的学习榜样,他认为日本的发展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衷心希望中国通过学习日本,像日本一样走上发展与富强的道路。     

“得”字句式多义性的转喻解读

“得”字句式的多义性可以解读为“得”前后两个概念结构接合时借助了不同的转喻链,而不同的接合模式对应不同的句式义。以小说《士兵突击》为研究对象,对“得”字句式进行穷尽性分析可以甄别出“行为—前时段—达成”“事体—参与者—状态”等七条转喻链,分别对应达成、伴随状态等七个句式义。这些句式义以达成义为核心构成一个语义网络,其中达成义最为典型,其他句式义均由达成义利用转喻机制引申而来。本研究佐证了认知语言学“意义具有理据性”的语言观。     

从处置义句式的原型范畴看形式动词句的特点

形式动词句具有处置义，与“把”字句、SVO结构、受事主语句等构成处置义句式的原型范畴，在形式上它们具有变换关系。除了SVO结构，其他三种句式都是将受事置于核心动词之前。形式动词句和“把”字句在结构形式和处置义方面表现出平行性，非典型“把”字句和典型形式动词句共性较为显著，常可以用来对同一事件进行编码，但形式动词句的结构比“把”字句更松散，处置意味较弱。典型“把”字句是一种对“把”后受事有所移情的主观处置式。形式动词句则是一种客观处置式，具有表好表多的语义倾向，是编码复杂事件的优选项。客观构式的形成借助了介词“对”的语义、语法特性，以及语块“形式动词+动词”对动作过程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