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吗？ ——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419%;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却不显著;由性别失衡引致的婚配竞争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据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五年内能够累计增加居民消费19 785.99亿元至27 363.57亿元,提升居民消费率0.63至1.04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消费率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分析了1989-2008年我国20年间的居民消费率的变动状况,得出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从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通过分析找出了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因素。     

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一个新的解释

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通过理论分析表明,由于技能—资本的互补效应,人力资本积累会提升资本产出比,在资本和劳动互为替代的情形下,资本产出比的提升将恶化劳动收入份额.利用1995-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确认了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和资本产出比的中介传导作用.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还包括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和国企改制,而第三产业比例的提升和FDI的进入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系统GMM的检验

利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但具有很大的区域性。东中西部地区比较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由大到小为西部、中部、东部;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西部、中部。     

地方政府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竞争在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显著地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为明确地方政府竞争与长三角地区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分位回归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01—200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竞争恶化了劳动收入份额。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逐渐降低。另外,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显示出互相替代的关系。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降低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居民消费率太低吗?——基于居住支出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不高,并在近十年逐渐走低至35%左右。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被低估了。居民消费被低估表现在投资高估和居民收入低估,消费低估更多表现在对服务业的统计不健全、对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定价过低、企业付费及单位福利对个人社会化消费的替代及住户调查技术性消费低估等。我们采用使用成本法对中国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消费支出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2004-2011年间,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年均达3.6万亿,居住消费支出年均低估约3万亿。调整后的居住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了14%,高于统计年鉴中的6%,仅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重新调整就使居民消费率提高了5%-6%,并使总消费率提高了4%-4.5%。消费被低估意味着当前颇为流行的"消费过低论"需要认真重新评估,也意味着当前的经济结构没有想象中的坏,提升消费率的空间也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高。     

资源误配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及资源误配置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而资源误配置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当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时,资源误配置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基于2001年～2013年的“资源误配系数”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地区间的资源误配置显著降低了国民劳动收入份额,即使控制了影响劳动份额的其他因素后,结论仍是显著并稳健的。因此通过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城镇化、老龄化背景下的民生财政与居民消费

基于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特征的分析,建立了研究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作用下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框架。运用2006—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负向的影响,民生财政支出的增加分别导致了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从需求层次提升和预期不确定性增加两个方面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提出只有当民生财政支出提高覆盖程度到足以降低消费者不确定性预期并且能够匹配消费层次提升时,才可以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地位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且该促进效应在中国加入WTO后逐步加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一方面会通过工资率渠道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会通过生产率渠道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工资率渠道的提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地,在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后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效应在对美国出口企业、纯一般出口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新颖的视角解释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并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的有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内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国应转变一直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实现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51个国家1960—2017年的跨国数据构建了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整体呈“倒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只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发达国家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达国家促进居民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所带来的效应不显著。另外，消费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国家的系统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探源——以宁夏为例

本文围绕宁夏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状况,从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主要原因,一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消费率难以提高;二是消费结构不协调,居民消费比重太低;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居民分配收入份额下降;四是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五是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质量,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导致居民消费率呈现U型变动的规律,并基于对我国的经验观察以及运用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外源式路径,技术引进获得的属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且为吸收引进技术而进行的研发所带来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往往偏向资本,这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当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路径,技术进步类型从资本体现式为主逐渐转向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非资本偏向性,这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止降转升。因此,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及协调各方力量联合研发,加快自主创新进程。     

人口老龄化与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厘清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对完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方法】基于CES生产函数,构建劳动收入份额分解的理论模型,以200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人口老龄化以及技术进步偏向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影响机制。【结论/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程度越深,社会产出中劳动收入份额越低;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区域层面看,人口老龄化加剧都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但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且不同时段资本劳动产出比变动也会引起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我国居民消费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消费需求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及景气周期具有决定性影响 ,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又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近几年来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启动经济的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出台 ,使居民预期支出不稳定。启动新一轮景气周期的政策重心应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激活消费需求。一方面 ,要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制定消费政策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长期政策之中 ;另一方面 ,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力度 ,改变居民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预期 ,使居民消费倾向逐渐转为正常     

我国居民消费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消费需求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及景气周期具有决定性影响,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又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近几年来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启动经济的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出台,使居民预期支出不稳定.启动新一轮景气周期的政策重心应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激活消费需求.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制定消费政策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长期政策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力度,改变居民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预期,使居民消费倾向逐渐转为正常.     

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趋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整体居民消费率纵向数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横向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出随人均GDP的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分配不均、投资/GDP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的宏观经济规律、东南沿海地区过多地依赖外商投资促进GDP的增长尤其是业已形成的国际代工模式都是可能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的这一变动趋势的原因.     

企业所得税是否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作为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重要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对初次分配的作用一直未被重视。利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有效税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并实证研究了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得税有效税率越低，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就越低，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的降低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企业产出份额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