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图书编撰

黄宗羲的图书编撰思想十分丰富,在图书编撰史和图书编撰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图书编撰方法上总结出经验"条其大者","操其大要";不主门户之见;取材应该多途径并进行考订求实.     

论罗振玉的图书编撰思想及现代价值——以文字学著述为考察中心

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罗振玉不仅博学多识,著作等身,而且在保存传承古代文物、编撰图书等方面亦罕有其匹。他倾一己之力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著录,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珍贵资料的保存与传布,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体现了"传古备佚"的编撰旨趣、"兴学致用"的编撰原则、"类次编排"的编撰方法和"精益求精"的编撰风格。     

论张荫麟的通史编撰理论与方法

张荫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现代史家,其平生志在通史,曾对通史编撰的重要性、史实的选择、统贯史实的"秩序"以及表述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资众手、决一人的编撰组织形式,对史实"笔削"标准的界定,对传统历史观的批判和对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理论的探求,以及对历史艺术性表述的重视等,均有独到见解,对编撰通史有启示意义。     

论班固的史书编纂思想

班固不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编辑学家,从他编著的图书中可以分析出他的编辑思想,即宣传儒家思想、关注民生、秉笔直书、既继承又创新.班固的编辑思想对后人编撰书籍、尤其是编撰正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胡乔木中共党史通史编撰范式的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通史编撰成果历来是衡量党史研究水平和党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指标。若追根溯源，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有关系统编撰党史通史的起点。胡乔木编撰党史通史著作的实践逻辑，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间所参加的党史研究活动。其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编撰范式主要有:开创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的先例；对重要党史事件和党的会议等作出了评析；奠定了党史分期的理论体系。在回顾党史通史编撰的历程时，学界要全面认知胡乔木开创的党史通史编撰范式对其后党史著述书写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曾巩《金石录》编撰思想述略

曾巩所集《金石录》五百卷虽已散佚,但通过他留下的十四首金石录跋尾却可略窥其《金石录》的编撰思想。其编撰目的是载录史料;编撰方法是考定补正;编撰态度是严谨认真;编撰作用是传道说理。     

论古籍编撰活动中的编辑思想

古籍四部编撰的内容和形式都蕴含了大量的编辑思想。经部列为四部之首,与其说是统领作用的原因,不如说是对它"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认定,传承经学、弘扬儒家的思想十分鲜明。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撰史,史书编撰体裁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历代政治制度类史籍的编写方法都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子部类目在各古籍分类法中的位置上下动荡,或紧跟经部,或在史部之后,反映出各朝代及目录编辑者对子部书籍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态度。历代文编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文籍之内容、文编篇章之选择和对笔记小说的充分肯定等方面。图书形制、不同载体材料以及插图等也都成为表达编辑思想的重要方法。     

散文家的诗论——王慎中诗序之文浅探

王慎中是明代散文家,是唐宋派的首倡者与代表人物。他为人诗集作序,其数量之多为明代作家少有,这些诗序既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见解,又展示了他的散文艺术风采。     

从《太史公自序》看我国古代史书编撰思想的沿革

《史记》作为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继"六经"之后的里程碑作品,体现了司马迁卓越的编撰才能和匠心独运的编撰思想。《太史公自序》所集中体现的编撰思想在目的方面表现为学究天人关注人伦日用,文通古今绍续《春秋》遗风,成一家言倡导发愤著述等;体例方面主要是以人为纲,本纪、世家等五体互补;编撰方法方面是人以群分比类合传,事以类聚专题叙录,详今略古重视考证等。司马迁确立了纪传体在史书编撰史上的主流地位。     

熊大木刻书考略

建阳书坊的雕版刻印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的美誉，这里曾聚集了众多经营、编撰、创作、刻版等书坊专业人才，熊大木则是其中的多面手。他既是书坊主，又是著名小说家。从熊大木现存作品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来分析其编创作品在通俗性、实证性、创新性和继承性等方面的特色，揭示出熊大木对建阳刻书和明代通俗小说发展等方面均有很大影响。     

刘安《淮南子》的编撰思想

《淮南子》是西汉前期的一部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绝代奇书。其编撰宗旨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在这一思想的导引下,《淮南子》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道"为逻辑起点,以"明道"为基本线索,并贯穿自然、社会和人类之中,构建出庞大的思想体系。"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思想和气魄催生出"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编撰选材观,赋予《淮南子》汇聚诸子、熔铸百家的卓越品格。而"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的编撰风格论,既是出于阐述"至深"之"道"和"至众"之"物"的需要,也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主动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淮南子》颇具铺张扬厉的汉赋之风。《淮南子》以其博大精深的编撰思想,奠定了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编撰史上的不朽地位。     

<金瓶梅>俗语二三条试解

我在编撰《中国小说俗语大辞典》一书时 ,曾碰到过许多难题 ,参阅有关文献时 ,又发现不少问题 ,后经苦思冥想 ,逢人求教 ,有些问题解决了 ,有些至今未解 ,既使是自以为解决了的难题 ,也恐怕并非真的没了问题。下面我就《金瓶梅》一书中的俗语俚谚 ,举二三例试解 ,向天下方家讨教。一、硝子石望着南儿丁口心　　语出《金瓶梅词话》(以下引文均出词话本 )三十二回 :桂姐道 :“好　的刘九儿 ,把他当个孤老 ,甚么行贷子 ?可不石可石崔杀我罢了 !他为了事出来 ,逢人至人说了来 ,嗔我不看他。妈说 :‘你只在俺家 ,俺倒买些什么看看你 ,不打紧 ;你…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谈明人对《琵琶记》的评改

有明一代,《琵琶记》一直盛行不衰,当时有许多种本子在社会上同时流传。①保存至今的十多种明代版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版本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与已故钱南扬先生的主张有关。他将清初陆贻典的钞校本迳称为“元本”,并据以作《元本琵琶记校注》。为了推尊这一钞本,他对《琵琶记》的多种明代版本基本上完全否定。他认为明代人不谙曲学而又轻率粗疏,对南戏剧本的体格调式妄加改窜,使之“面目全非”;又认为明代人思想保守落后,改本往往削弱了原作的积     

洪业学术思想概论

洪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一生著述富赡,成果卓著,然而却未得到国内史学界应有的重视。作为一代大家,实证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其治学特色,潜心学术、不计功利是其学术思想,引得编撰法的创制和引得丛刊的编撰是其杰出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族史的编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民族史的编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局限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等明显的缺陷。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通史著作的共同特征进行概说的同时,重点评述其在编撰中的缺陷,把握编撰中国民族史应当遵循历史整体性等四个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使中国民族史著的编撰能有新的创新和突破。     

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现行《筹海图编》共十三卷.它的编撰过程以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郑若曾在未入幕府之前已经完成了《筹海图编》前七卷部分内容的编撰,而前七卷的大部分内容及后六卷完成于胡宗宪幕府之中.在《筹海图编》第二阶段的编撰中,虽然郑若曾仍然担任着资料收集和执笔撰写等主要编撰工作,但幕府主人胡宗宪在这一阶段编撰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组织其幕府成员共同辅翼郑若曾完成《筹海图编》的编撰,并最终促成了此书最终的出版刊行,而且还为《筹海图编》后期编撰特别是《筹海图编》的后六卷内容的编撰贡献了自己的思路.因此,在不否认郑若曾为《筹海图编》主要编撰者的前提下,胡宗宪的编撰功绩不应该被埋没,同时“胡宗宪辑议”这种署名方式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中国声乐教材编撰方式综述与创新思路

从编撰方式德角度看，中国声乐教材的已经形成传统，综合起来，大致有：按唱法声种分类编撰的声乐教材、按声种分类编撰的声乐教材、按程度设置编撰的声乐教材、按创作年代编撰的声乐教材、按题材和题材编撰的声乐教材、出版社或作曲家编撰的个人专集、用中外作曲家的代表作品编撰的声乐教材、用复合方式编撰的声乐教材等九种，归纳这些编撰声乐教材的方式，可以见出，在心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创新教材编撰方式，其基本思路是声乐教材必须具有典范性、声乐教材要循序渐进适合学生的专业水平、让学习者喜闻乐见、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有助于演唱的信息、编撰方便的目录和检索系统以便查找。     

《旧唐书 ·经籍志》和《新唐书 ·艺文志》比较研究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是查考唐代书籍撰述和流传情况最基本的目录文献。两志由于著作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具体的编撰背景、著录体例及收录图书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呈现不同的特点和价值。     

从明人文集看明代年谱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人文集与明代年谱的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年谱编撰的成就。文集附刻本年谱在明代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明人年谱重要的版刻特点，也表明宋元以后人物年谱功能的变化。而明人文集中存录的丰富的年谱资料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年谱信息，更具体说明了中国年谱学在明代形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