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历史信息学的史料学问题

20世纪60—90年代,人文学科掀起了跨学科研究的风潮,于是史学研究也引入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计量史学和历史信息学这两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计量史学的先驱对历史学的认识发生了质变,将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模型和理论引入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将数学的计量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通过计量的方法对承载历史信息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随后史学界形成了以科瓦里钦科为代表的实力雄厚的计量史学派。计量史学派善于运用多维的统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十分复杂,必然要借助计算机处理。随着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历史学家借助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来研究历史文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历史信息学应运而生。而历史信息学起初在计量史学的范围内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国家官方机构都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以电子形式保存和传输文件。引申到历史学领域,计量史学家最初将纸质文献资料转化为电子形式,创建文献电子阅读器和文献资料数据库,由此产生了相应的文献检索模式。这不仅对传统的纸质文献进行了优化,而且为史料学研究提供了便利。20世纪80年代,历史信息学脱离了计量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以德国学者泰勒为代表的历史信息学家主张建立数据库管理系统,完善数据检索系统和数据更新系统将历史信息学发展推向了新阶段。     

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史料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学界探索的问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史学并不是史料的堆积、综合和排比,仅仅掌握了史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只有将掌握的史料经过理论的思维和升华,能够解释和回答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才算走进了历史研究的大门。     

吴宓与鲁迅

本文通过对吴宓生平的介绍 ,以及鲁迅与“学衡派”之间斗争的剖析 ,用大量事实证明 ,鲁迅批评《学衡》没有点作者的名 ,完全是对文不对人。驳斥了“鲁迅主要批评的对象是吴宓”的观点 ,主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客观地评价吴宓 ,更加深入地研究鲁迅 ,得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历史结论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港台历史学

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是二战后国际史坛的大趋势。本文拟就二战后港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相结合的情况作一简单评介。首先，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港台社会科学与史学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对这二者所应具之关系，大致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被称为“采借论”，另一种被称为“整合论”。主张“采借论”的人认为历史学应当广泛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史家建立搜集和整理组织史料的一些架构，提示组织史料的重点，为史家提供较为新颖的课题，促进史家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面的归纳，并有效地解释历史事实，从而系统地进行…     

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

学衡派的理论基础是从西方输入的,他们也主张学习西方从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只是在具体观点和逻辑思路上与新文化派不同.学衡派是新文化派的反对派但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对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本质上是西方保守主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表现形态.对语言的误解使学衡派坚守文言文,并最终使他们的现代思想显示出古代性.事实上,学衡派与顽固派有本质的区别,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品格.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 ,铸造了一个类似“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力的作用视作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 ,是这一学派的第一个特征 ;追求跨学科研究 ,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 ,是其第二个特征 ;这一学派的第三个特征 ,是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的遭遇与处境 ,主张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 ;而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变动 ,愿意在历史的大关节、大转折点上下功夫 ,则是这一学派的第四个特征。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

翦伯赞同志是一位治学谨严、论著宏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史学家。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里就我对翦老的治学精神的了解,作一简要介绍。(一)翦老研究历史,主张理论、史料并重,也很重视对文章的撰写。在这三者之间,他更强调对理论的学习和运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资料是重要的;但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更为重要。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作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翦老自踏上史学战线以来,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一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在英国革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史等一系列理论、历史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引起各国史学界的瞩目,霍布斯鲍姆就是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被誉为“当代头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著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结合的典范”。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具体的史学实践,写出许多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赢得了举世公认的声望。     

古今中西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重评“学衡派”和《学衡》杂志

我国思想文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学衡派”及其所创办的刊物《学衡》杂志,不仅知之不多,且多有误解,更有甚者竞把这股思潮作为顽固、落伍,乃至反动的形象,划入敌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而弃之不顾.这是很不妥当的.“学衡派”诸君既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的激烈主张,也不认同顽固守旧人士对西方文化所持的盲目排斥的错误态度.他们的基本态度正如办刊宗旨所昭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古典主义的建设与坚守——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论争的学术史意义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思想的理论论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二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在对文学革命的批判和修正的论争中,学衡派成员提出了自己对于建设新文学的古典主义的主张。通过学衡派的传承与辐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对后世京派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一道独特的古典主义文学风景,共同参与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