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     

解析医务人员收回扣构成受贿的司法解释

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收受回扣应当犯罪,在性质上宜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同性质的医院不会影响收受回扣的医生被定为受贿罪或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医生的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一部分,医生利用处方权受贿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行为,应被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讨

商业贿赂犯罪包括在刑法所规定的各种与贿赂有关的犯罪之中,一切基于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犯罪,均是商业贿赂犯罪。刑法修正案(六)并没有把国有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从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内排除出去。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的一个要件有画蛇添足之嫌。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为预防和惩治受贿犯罪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通过评述国内法学界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受贿犯罪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既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与结果;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在斡旋受贿中行为人与被利用者的职务之间不存在制约关系。     

新型受贿罪与信赖保护说及其贯彻

影响力受贿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关系密切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导致对受贿罪作为职务类犯罪的疑问,进而继发性地引起对本罪保护法益的思考;将“国民对公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此为指导扩大“贿赂”的范围实有必要。     

受贿罪行为规定比较研究

此文通过对我国古代有代表性法律、日本现行刑法及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行为规定的考察比较，认为北魏律开创了区分枉法受贿和不枉法受贿的先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律》对受贿主体、受财方式、处所、对象、枉法与否作了细致的区分；日本刑法对受贿罪按照罪刑多元化模式规定了数种罪名。尽管其也有不足之处，但对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很有借鉴意义，为此建议我国刑法应增加有关受贿行为的新罪名。     

与受贿罪有关的问题研究

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渎职犯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它直接危害国家权力行使的廉洁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公正性,最终影响到反腐倡廉的有效进行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不同的受贿罪,主体不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最新的司法解释,定性也不同,处罚结果相差悬殊。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思考

根据《刑法》条款,可知非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受贿罪共犯。目前,导致认定共同受贿受阻的原因主要有:立法上的不协调;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规避法律;司法机关突破受贿案件的策略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有两种最典型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请托人向第三者行贿。     

论委托理财型受贿罪的认定

当前,受贿犯罪行为呈现出方式不断更新、手段更加隐蔽等新特征,给办理受贿案件带来诸多难题.结合一则新型受贿罪案例,着重分析受贿犯罪行为与委托理财、借款合同等民事投资行为的界限,在厘清腐败分子主观故意的基础上,最终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后以委托理财名义提供资金给他人,获得保底高收益回报行为构成受贿.通过对该案的阐释分析,以期对今后解决此类受贿案件提供一点有益参考.     

有关受贿罪几个问题的探析

针对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理解和适用新刑法第 385条时所产生的分歧 ,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及其犯罪构成理论以及有效打击该种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 ,深入探讨和分析了有关受贿罪的几个问题 ,并得出下列结论 :利用职权或地位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即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受贿标的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二元化立法模式下的刑法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贿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与刑罚,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种立法模式直接导致了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公司、企业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企业财物,收受他人贿赂的,都统一定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主体限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同时,应当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适度降低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刑罚。     

我国当代单位行贿罪的发展趋势及其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 ,在我国的“犯罪家族”中 ,“单位行贿罪”的发展势头愈来愈烈 ,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遏制单位行贿罪的发生、发展 ,应当高度重视用刑法惩处单位行贿犯罪行为的必要性 ,并完善刑事立法制度 ,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 ,建立和健全地区间打击与预防单位行贿犯罪的科学体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之比较与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私营部门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就是指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向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行贿罪。两者对私营部门贿赂犯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贿赂物的范围、主观要件、客观行为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别。我国刑法应采取扩大私营部门惩治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惩治贿赂的范围,改变现行刑法典以"利益"为核心构建的贿赂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等完善措施。     

论商业贿赂的商事责任

商业贿赂是近年来“曝光率”较高的一个名词,是一种社会现象,属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它严重危害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的廉政建设以及良好社会风气的培育。商业贿赂既触犯了刑事法律,也触犯了行政法律以及民事法律,但是,首当其冲的则是商事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对商事贿赂的主体不仅要从刑事、行政、民事方面进行制裁,更重要的是要从商事方面对其进行制裁,要求其承担商事责任,而不能以民事责任代替商事责任。     

贿选的界定及其立法完善

在我国相关的立法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贿选,以致于贿选和破坏选举的“贿赂”两个概念混淆。本文给出了贿选的概念,并对与贿选有关的情况进行了界定,在借鉴国外规制贿选行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个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是因商业贿赂行为触犯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构成的犯罪,是一类犯罪行为的概括称谓,本身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商业贿赂犯罪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破坏公平竞争、平等有序的市场行为准则.商业贿赂犯罪与贿赂犯罪在外延、主体范围及犯罪目的等方面均有不同.准确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范围,厘清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特征和"贿赂"的内容,是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关键.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以女性贿赂为角度

"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目前刑法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使性贿赂成为法律的死角,无法予以惩治和打击。性贿赂危害极大,必须在法律中尽快加以规定。在性贿赂的犯罪过程中,女性多为犯罪载体,原因在于社会风气的熏染、女性面临的社会困境、腐朽观念的影响以及充当性贿赂工具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性贿赂隐蔽性的特点,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和取证很困难,但这些性贿赂无法入罪的理由缺乏法理基础。性贿赂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我国古代就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国外和港台地区关于性贿赂的成熟的立法经验也可供我国内地借鉴,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性贿赂入罪可采取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定罪量刑。作为有别于普通的贿赂犯罪,性贿赂的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各种情形法律可予以较详尽的规定。对于涉案妇女,则分别以刑法中的行贿罪定罪处罚或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制裁。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的原因及其对策

为打击贪污贿赂类犯罪、整顿市场交易秩序、更好地提升跨国公司的信誉与形象，利用案例分析、理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比较分析法学的研究手段，根据国际条约及中外刑事法律对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进行深入剖析。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行贿犯罪具有经济实力、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内因，并受中国法治、权力制度及商业潜规则等方面的外因影响，且具有高发性特点。因此，应当依据公约谋求中国贿赂类刑事法律的改进：完善实体法，明确刑事权利义务；完备程序法，增强司法可操作性。     

论拍卖交易中的获利是否属于贿赂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罪名,国家工作人员的不可收买性是受贿罪侵犯的客体。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商品交易的形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经济效应最凸显的领域,也正是腐败现象最容易滋生的地方。本文以拍卖交易中的获利是否属于贿赂为题,围绕受贿罪中的关键因素贿赂的认定进行研究,以期引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为有效惩罚犯罪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