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宣告制度比较立法研究

各国和地区关于死亡宣告制度的立法较为复杂.文章通过比较的视角从申请死亡宣告的时间设置、申请人、死亡时间的认定、宣告死亡后的法律后果和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的法律后果五个纬度,考察了八个国家和地区死亡宣告制度的立法例,对我国大陆的制度设计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若干修改建议.     

我国廉政保证金制度实施的制度环境浅析

当前在我国廉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单位仿效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治理腐败的成功做法而推行廉政保证金制度,在我国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廉政保证金廉政作用机制就是这一制度发生作用的形式,这一机制的发生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廉政保证金的形成过程、判断公务员履职是否廉洁的过程和诱导公务员作出选择的过程。分别把我国廉政保证金制度作用机制三个阶段的制度环境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首先建立行政人员的自律机制;其次建立对行政人员有关越轨行为的惩戒机制;再次建立有关的防范机制;最后是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国家的制度供给模型

本文引入制度自由度、正向性和逆向性制度变迁及制度边际贡献率等概念,分析了国家的制度供给行为,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国家的制度供给的总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作者认为,任何形式的制度均可用自由度来衡量,自由度的增减分别构成正向性和逆向性的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两者均可导致社会经济的非帕累托最优.国家也存在制度供给结构的失衡,强势利益集团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大,而弱势群体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小.总量模型有助于认识现阶段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和过剩,结构模型的建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阶段地区间、产业间的制度差异.     

论如何完善政府律师制度

政府律师制度是现代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律师制度差别较大.当代中国政府律师制度与司法、国家行政管理等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因此在中国建立政府律师制度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建立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政府律师制度应坚持适度发展、面向基层、严格规范和多种模式并存的原则,同时遵循符合国情特点的基本途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基础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一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协调的本质旨在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及内在机制作用于经济运行,从而实现政府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传统计划调控手段功能作用的削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成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两者之间关系能否更好地协调配合,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均衡和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转变的实现.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意义非浅.但是,基于我国两大宏观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和绩效不佳的事实,我们不难得出启示: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的讨论不能仅局限于问题的本身,就事论事,而应放宽视野,把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置于整个经济金融制度环境中去考虑研究.财政与货币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效果不佳的根本症结在于我国至今尚未具备其协调配合的制度基础,若这个问题在将来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讨论其协调配合的意义似乎不大.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阐述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基础,并就如何塑造这一制度基础陈己管见.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比较研究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所以它们属于同类制度。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有许多相同点,同时也有重要的差异。监察专员制度已经得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用,它的成功对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论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虽有多个法律部门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调整,但立法还是有一定缺陷。通过借 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制度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的特点,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法 律制度作出积极的思考。     

市场经济与住房制度改革

城镇住房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一个国家的住房制度同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关系极为密切.     

动态视野中的政党制度

国家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政党又是在国家和社会中形成的,政党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具有主导功能和核心地位,政党制度对国家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既有促进作用,又有约束作用.政党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困境主要源于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向量变化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促使3个向量的均衡发展.     

构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股东代表诉讼是维护公司利益的一种有效的事后救济措施.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公司法中确立了这一制度.本文在比较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包括原告主体资格、被告范围、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费用的承担等问题的基础上,对建立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略作探讨.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政策创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政府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会对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做出贡献,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仍面临多方挑战.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政策工具,在我国的使用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缺陷或缺乏,诸如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机制等,这使我国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也受到了制约.为此,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要从基础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从中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政策科学的演进: 政策因素研究的视角

流行教科书对政策科学演进史的解读,是一种阶段模型.其实,这只是政策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由于政策阶段只是政策主体行为的理论外化,而人的行为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政策科学的演进,其内在的路径必然是人类对政策过程中因素的不断发掘:先是一种具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因素的发掘与理性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形成;接着是权力因素的重新发现与政策过程技术与政治双因素理论模式的出现;然后,政策科学转向多因素理论研究.由于这种理论转向,政策科学的范武革命深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的前沿课题.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关系

文章分别论述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内容、有效性及存在理由.从实施依据、目标、主客体、手段、调节对象、调节特征等方面比较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差异,并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有互动关系,互为基础.     

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

企业合并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日本仅用20多年的时间便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其成功之处是值得借鉴的。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基本理论;接着论述了日本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最后是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我国货币政策的现实选择

随着各界对我国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的共识 ,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成了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对货币供应扩张传导途径的研究 ,作者认为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必要的微观环境。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应当着眼于培育和完善各种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 ,同时创造条件使商业银行具有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企图通过简单的扩大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 ,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都是不可行的。一、货币供应扩张的几种传导途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 ,在市场经济国家 ,货币政策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的 ,…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的政策空间

凡是存在公共政策的地方,就存在着政策空间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互动是本文阐述的中心。本文认为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参与其中,通过“溢出效应”等逐步渗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则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指导下,经过不同的政策价值层面由政策空间的渐进拓展来完成的。     

基本国策的特定含义与政策判定

基本国策是我国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政策形态,其实质是党和国家对某项普通政策的特殊定位。基本国策有其特定含义,既不宜简称为“国策”,也不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的简称。基本国策的判定可以分为实然和应然两种标准,前者主要回答我国已经形成多少项基本国策;后者则主要探讨这些既定基本国策是否合理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一项普通政策上升为基本国策。根据实然标准,可以判定我国已经形成六项基本国策,但对于应然标准的研究则需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