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一种生活的批评"——马修·阿诺德的诗歌理论和批评方法

马修·阿诺德是19世纪后期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独特的诗歌理论和批评方法对此后的英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高度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甚至断言诗歌作为一种"生活的批评"终将取代宗教哲学.他要求诗歌必须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并以此作为衡量诗歌的最高标准.而他的"试金石"理论的根本失误,就在于过分看重了某些诗篇的"精彩片断",而忽视了诗歌的整体结构.     

哈罗德·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探讨

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通过辨析其批评理论中具有浪漫主义诗学内涵的关键词,比较其"焦虑说"与哈兹里特和基布尔"宣泄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与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可以看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深层内涵与浪漫主义诗学内涵是同质的,是对浪漫主义的框架性继承与发展。对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梳理布氏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新的视角审视其"影响-误读"理论和文学经典观,进而深化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特质的认识。     

论《八旗诗话》与法式善的诗学观

《八旗诗话》是清代乾嘉时期法式善撰述的一部关于八旗文人诗歌批评的专著,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八旗文人诗歌创作的诗话著作。《八旗诗话》对今人研究清代八旗文人的生活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参考价值。然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八旗诗话》的文学史料价值以及其所呈现的法式善的诗学观作专门的研究。概言之,《八旗诗话》所呈现的法式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诗歌的审美取向上崇尚唐音。二是诗歌创作的本体论上主张"性情"。三是师古的态度上力倡学古而求变,追求独创。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同化”与“顺应”——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微观分析

政治追求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一条鲜明线索.茅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提供了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个人证词.在文学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思考之间,茅盾一直处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他的批评成果不仅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不断徘徊、不断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显现了"主流"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     

美国彼得·李教授谈东亚比较文学

今年5月28日,美国彼得·李鹤洙教授应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邀请,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关于东亚比较文学的六次学术报告,就东亚文学中的主要文学体裁、东亚文学中的诗歌主题、东亚诗歌中的田园诗、朝鲜李朝初期杂记文学中的人物传记、朝鲜时调中的修辞、当代朝鲜诗歌中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详细介绍了他在美国及欧洲的研究成果。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批评

冷战期间,美英读者在不同阶段.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别样的审视与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世骧、白之、李祁等人率先考察了新中国诗歌、小说的形式特征,重点论析了它们与民族传统文学形式的联系.70年代,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关注度较上一时期有所提升,蔡梅曦、黄胄、约瑟·威尔金森等的言说具有代表性,他们重点考察了文学修辞、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整体评价较上一时期有所提高.80年代至90年代初,马若芬、赫格、许芥昱、戈茨等人以新的批评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颇具特色的解剖,深化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认识.     

唐诗批评传统的回眸与反思

传统的唐诗批评所关注的不是诗歌作品本身,而是作品所负载的政治历史背景与思想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背景批评、思想批评以及脱离诗语文本的印象批评在中国一直以来就十分盛行。这些批评模式的共同之处就是模糊了诗歌作为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差异,忽视了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效应与文化内涵。所以,对于我们目前的唐诗教学与研究来说,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返回唐诗语言文本本身。     

刘咸炘与古典诗学的最后重构

刘咸炘诗学文献非常丰富,涉及多种选本、诗话等。他以钟嵘《诗品》的《风》《小雅》《楚辞》三系为据,突破门户观念,重新建构了古典诗歌史。他执着于对诗本质的探求,在对古典诗论系统的梳理和阐说基础之上,将源于《诗》教传统的"主文而谲谏"作为诗之特质。针对后世比兴衰而赋存、风衰而骚盛的现实,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以风救骚""风骨"等救弊理论,并以系列选本和自己的创作去践行。其诗学观念受到"御变执两"的道家循环观、章学诚文史校雠之说和清代重整诗学史风气的影响。     

诗性的批评与批评的诗性——简评王仲生的文学批评

王仲生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批评一直关注、追踪着当代文坛发展演变的轨迹,尤其是陕西作家在小说、散文领域的创作迹象.他的批评活动无疑成为推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力量.其批评文本既不乏深刻的理论思考,又呈现出独特的诗性特征.正是这种诗性的批评使他与其他的批评者拉开了距离.     

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上)

新时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许多介绍都不是立体的.立体性研究对于深入了解西方学术思想十分重要.俄国形式主义的领头人什克洛夫斯基1982年写了一本与其20年代的书同名的<散文理论>.他抛弃了当年贬斥内容的纯形式观点,承认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甚至还承认了所谓永恒真理对于艺术的重要性,还强调了解时代、斗争与革命对于理解作品的重要性.与当年相比,什克洛夫斯基的政治立场与文学观的变化是巨大的.对于结构主义,什克洛夫斯基的态度是总体否定,但也有部分肯定.他还批评了结构主义不问实质只看表面相似的分类法,其实不问实质的缺点俄国形式主义就存在.俄国形式主义是回避本质,只看现象的.他又批评结构派滋生了许多术语,但滋生术语的情况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也存在.英美新批评是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亲缘关系最近的流派,它们都是形式主义流派,都以作品为中心,都忽视作者.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新批评注目于文本的细读,注重对意义的阐述与艺术的分析,而结构主义则研究作品是如何组织的、其叙事方式与话语方式如何.与韦勒克从统一性上看待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的关系不同的是,坚持英美新批评立场的乔纳森·卡勒,则对结构主义文学观作出了尖锐的批评,生动地体现了一种多元并存,又相互斗争的图景.乔纳森·卡勒的英美新批评派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是站在英美文学传统的立场,坚持新批评派的观点,并以自外于以至于批判结构主义的态度来讲话的,所谓<结构主义诗学>,不过是划出了他讨论的范围,并非是他本人主张的表达.热奈特同意叙述作品可以从诸如思想性等角度来研究,实际上他是仍然坚持内容与形式的分离论的.托多罗夫对结构主义文学观的三个重要问题:释义与结构的关系、结构与文学史的关系、结构与审美的关系,作出了阐述,既力图维护结构主义文学观的一些基本论点,又想对遭人指责的无法辩解的缺点加以弥补,生动地体现了、典型地代表了叙述学兴起与建立的过程大体结束之际,叙述学家们的理论表现及其心态.托多罗夫将释义与诗学看成相互游离的两个方面,他的论述前后矛盾,反映了结构主义文学观的困境.由于结构主义诗学的内向性难以被克服,不能解决诸如与文学史、美学等方面的关系.由此,托多罗夫应对指责、弥补缺陷,以建立结构主义诗学的壮志,不得不伤感地陨灭了.     

论唐太宗对宫体诗的改造

宫体诗风行梁、陈、隋三代,至唐贞观时,唐太宗依据儒家政教文学观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其轻艳柔媚为雅正典丽,以使其更好地为新朝服务。他认为儒学才是经邦治国之至道,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思想支柱。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必然取代元朝以来所形成的“诗缘情”学说。儒家思想复归,引起了初唐诗歌使命的转变,贞观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实践了诗歌“劝百讽一”的讽谏使命,逐渐走向注重诗歌辞采的典丽高雅,把诗歌从宫廷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提倡南北文风的融合,主张文质并重,以文学服务于政教又不失其艺术特色。     

何时成为一匹有野性而又聪慧的狼呢?--新诗流派与诗学批评发展断想

五四新文学运动,接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之一,即结束了印象或感悟式的批评方法,而以西方关于思潮和流派的眼光,观察与透视古典与现代诗歌发展现象.思潮流派的分析性思维,进入诗歌和整个文学研究界域,结果是:新诗纷繁复杂的现象,得以梳理廓清.人们的接受视野,开辟出新的天地.作为对象的诗人群体和脉系里,一些艺术因素被突现的同时,另外一些艺术因素被淡漠或隐蔽了.不同民族差异很大的诗歌现象,在相似与对应的呼唤中,传达方法与思维运行的深层联系的寻找,使得这种理论借鉴和"移植",显示出现代性的品格与新鲜的生命活力.     

诗与《诗格·十七势》——从王昌龄诗论看其七绝创作

王昌龄是一位有自觉理论追求的诗人。他的诗论《诗格》,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反思与总结;他的诗歌、尤其是其七绝,是在诗论指导下的有明确审美追求的艺术佳作。王昌龄在诗歌情景理论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景、景语、意语、意句等崭新的概念,明确地提出了作品内情景相兼（融）的看法,以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分析诗歌作品内部情景构成的比例,从而指导后学者的诗歌创作。王昌龄的诗歌,是在诗论思想指导下的有意识创作;王昌龄的诗论思想,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诗歌与诗论相互印证,从而共同构成了王昌龄文学成就的双璧。     

试论废名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汪曾祺的文学征途上,废名无疑是一块极为关键的路牌.汪曾祺是从心灵上虔诚地接受了废名的,他把废名的一些小说都吃透了.废名的"通过记忆与'反刍'从整体上表现社会现实"文学观,打破小说与散文、诗的界限的文学实践,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章太炎文学批评观述略

章太炎的文学批评观虽在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中有所论及,然因太炎视文学乃其学术之余事,故专论不多。而考察相关的评述,太炎的文学思想或被划入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派范畴,受到关注和赞扬;或又因其信而好古,反对委心向西及白话文,又被视为古文学的殿军,甚至遭贬斥为历史退化论的代表。其实,文学进化论只是缘生于生物进化论的一个先设前提,它在肯定文学发展的同时又造成文学批评的单一化与非历史化倾向,而从文学的多元性及批评的个性化来看待章太炎文学观之循名责实的批评法、原始返本的认识论、取法汉晋的历史观与雅正闳硕的修辞说,颇具丰富内涵与个性色彩。而太炎以复古为蜕变之文学通变观的传统性,以"拨乱反正"为主旨之文学致用说的现代性,和以经学语境、名学规范与小学基础为内涵之文学批评观的特殊性,其成绩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是具有历史意义且值得深入探讨的。     

从新历史主义看新批评派对西方文论的影响

新批评派的理论观念与实践范式对于其后相继出现的诸种西方文论形成了持久的冲击与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新批评派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在文学本质、文本观念与批评策略等层面呈现出沟通与互动等复杂的学术联系.首先,就文学本质观而言,两派对于文学与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把握体现出各种契合与差异之处.其次,基于文本观念来看,两派在对于文本概念之内涵的理解、对于文本功能的定位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与不同.再者,从批评观念来说,两派在文学批评的专业化与理论化、批评实践中主体的参与程度与策略选择等方面具有诸种关联性.总之,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与批评实践在多重层面体现出对于新批评派的承继与超越.     

论章太炎的文学功用观

集学者与革命家于一身的章太炎是国粹派在文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复杂并徘徊于"求是"与"致用"间。他的文学功用观则从政治的立场出发体现了其致用精神,他主张"修辞立诚"却又自觉强调文学的实用性。     

论戏曲家尤侗的文学主张

戏曲家尤侗在诗学、文论和词学的广阔领域提出了系统的文学主张.关于文学发展,他既主张文学通变,又强调文学联系;针对文学创作本体,他从主旨表达的角度提出了主情说,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泄愤说.从作品风格的角度提出了贵静说与自然说;对于文学家的态度、素养和创作条件.他分别提出了有美毕收、兼才和达而后工等重要主张.尤侗从文学史论、创作论、作家论的三维视角建立了其论题丰富、逻辑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集中体现."观"体现了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以物观物"意味着视觉的游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中心的潜隐,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身状态最大程度的亲近.王国维以"以物观物"对中国的抒情诗进行了现代阐释,他并没有排除情感之于文学的基质性意义;控以来,正是王国维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对传统的文学概念进行了改造.叶维廉以"以和观物"阐释中国的山水诗,从比较诗学的高度强调中西观物程序及其表达方式的差异,给这一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     

论多利莫尔政治文化批评的方法论意义

乔纳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思想之所以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多利莫尔重提了"政治文化",并触动了我们对目前学术界所关心的文化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整体性研究是他政治文化批评的生命之所在,即在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以宏阔的政治文化视角对文学进行全方位审视。双向建构是多利莫尔政治文化批评的基本方法,他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寻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研究产生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