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洗钱刑事定罪立法研究

洗钱刑事定罪立法是整个刑事立法框架中一个特殊的部分.随着中国开放程度提高和经济发展与国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洗钱刑事犯罪治理已逐渐上升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治理问题.而与此相对应,中国洗钱刑事定罪的立法进程、立法现状也成为反映中国洗钱犯罪刑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中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检视与思考

新中国夫妻财产制立法分为三个阶段:以195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初创阶段、以198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渐进发展阶段和以2001年现行婚姻法修改为标志的逐步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夫妻财产制在立法模式和实质内容上都深受前苏联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婚姻法一直独立于民法典采单行法形式、夫妻财产制始终采共同财产制且内容简略等特点;1980年以来的后30年,我国开始逐渐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走上了一条兼容并蓄、自主立法的道路.当前,我国夫妻财产制急需全面提升充实,首先应确立包括男女实质平等、个人财产保护、交易安全等原则在内的多元价值理念,其次应从立法体例上推动亲属法回归民法,促进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最后应充实完善夫妻财产制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内容.     

中国刑法受贿罪立法沿革历程探究

受贿罪是刑法贪污贿赂犯罪一章中规定的最重要的罪名之一。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惩治受贿犯罪的刑法立法沿革历程,可以发现1979年的《刑法》、1982年的《决定》、1988年的《补充规定》以及1997年的《刑法》均有对受贿罪具体内容的详细规定,受贿罪立法对于规制此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立法机关适时对受贿罪构成要件加以修正和补充,基本适应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但今后受贿罪立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限制转投资立法的解读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对公司转投资的限制,其限制主要表现在投资性质、投资对象和投资数额三个方面.随着公司转投资活动的频繁和转投资能力的增强,现有的立法难以完全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亟待完善.目前公司法的系统修订已进入议事日程,笔者希望通过这一契机,对限制转投资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我国艾滋病防治机制的立法完善

艾滋病问题使现有法制显露出在防治机制、隐私权保护、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不足 ,值得思考和重视。     

论司法鉴定统一立法前对其制度的完善

司法鉴定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一项科学实证活动,既具科学性,又具法律性,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现实的诸多原因,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综合考虑现实因素,现阶段,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应当借助地方立法,建立和完善与现行诉讼模式相适应的司法鉴定制度,实现鉴定制度现代化、法制化。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我国环境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环境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否重视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环境公众参与的价值成因进行理性分析,着重于公众参与的核心要素是公民环境权,再从环境公众参与内在驱动的四个层面,即环境意识、环境道德、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全面阐释环境公众参与的法制追求,探讨现有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加以完善,以最终实现环境法治的目标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公务员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的国家公务员立法起步较晚,其所确定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继承了新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内容,而不是对过去干部人事制度的全面否定,在科学管理国家公务员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国家公务员立法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立法形式低下,体系不完善.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国家公务员的立法.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之检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三年多来,对作为灵魂和核心的立法目的,学界尚缺乏应有的检视。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我们发现其存在着权利界定不清、功能与目的不分以及表述不明等不足。应当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信息权以及信息公开请求权作为核心立法目的,在此指导下重新设计具体规则,以弥补条例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弊端,并为最终制定信息公开法提供思路。     

地方立法抵触标准的反思与判定

《立法法》中规定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该规定是指导立法的重要原则,但是学界对于抵触的标准并没有讨论清楚.目前学界关于抵触的界定有三种观点:观点一,超出立法权限即构成抵触;观点二,与上位法具体规定相违背即为抵触;观点三,与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相违背即构成抵触.学界主流对前两种观点的认可值得质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领域的立法实践,证明观点三才是抵触的真正标准.逐条列举抵触情形判定是否抵触的方法,存在例外情况,且难免挂一漏万,不宜作为判定抵触的方法应被否定,最佳方法是通过立法精神和目的来判定地方立法是否抵触.     

论中国国际服务外包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国际服务外包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新趋势。近年来我国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虽然已经步入正轨,但相关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为了促进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必须与国际规则接轨,合理利用GATS的局限性,制订个人数据资料保护法,制定合理的劳工标准,完善国际服务外包企业税收立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国内法律环境。     

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配置的思考

刑法383条的主要以概括性数额加情节量刑标准设置刑罚、罚金与没收财产并存的附加刑、对严重的贪污犯罪分子配置终身监禁。但概括性的贪污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导致适用法律过于灵活;对被判处死缓依法减为无期的严重贪污分子终身监禁,不得适用减刑、假释的规定,违背司法人道精神,以不利于贪污犯罪分子改造。现行刑法第383条的刑罚配置有待完善和修正的空间,但需考虑到刑法规范的安定性,当下可以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规定予以明确、细化,限制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的适用。     

中国教育立法略论

我国教育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法制文化建设还是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建设都显薄弱,尤其是教育立法上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法制的提高,影响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本文从我国教育立法的发展过程出发,研究我国教育立法的特性与其意义,并对我国教育立法的未来进行展望。     

从英美国家保险利益原则的理论发展看我国立法之完善

英美保险法至保险利益原则确立以来,对其法理有着“法定关系理论”、“实际利益理论”、“存在合法关系的实际利益”这三大理论。而“法定关系理论”、“实际利益理论”并不能解决保险的应有目的,“存在合法关系的实际利益”理论更符合历史潮流。我国现有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合同中采用的是“法定关系理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法未明确规定,在实践中适用的是“法定关系理论”。从英美国家理论发展的现状及国情,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不应适用经济利益理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应适当运用经济利益理论。     

居住权与中国的立法选择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后为欧陆各国民法典所承袭,全国人大法工委《物权法(草案)》首次在中国规定了“居住权”,但学界对中国的“居住权”制度的法律取舍颇有争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实践而言,确立“居住权”制度更为合理。     

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性、普遍性问题,中国也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可持续战略的全面实施和深入开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立法上的冲突也愈加严重,我国现有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原则以及法律体系愈来愈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彻底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确立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立法原则;修改、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体系,以实现经济、社会、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现行质询权立法的思考

质询权的价值在于有利于增强对行政权的监督,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宪法实施,有利于构建官民沟通平台。中国与国外的质询权立法在质询的对象、提出质询案的形式、答复的期限、质询内容、质询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不同。为了完善中国质询立法,可以从明确质询的对象、完善质询的法律程序和明确界定质询内容的范围等三方面入手。     

中国湿地保护立法评判

中国迄今没有国家层面的、以湿地整体为保护对象的专门立法,这既是湿地保护管理面临困境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湿地持续恶化和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改变中国湿地保护立法不足的当务之急是将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提上议程,其前提是先行制定和完善湿地保护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具体方式是依据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及其司法经验制定国家层面的湿地专门立法.作为这种改变的必要条件,要有步骤地尽快消解中国湿地立法现状的支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