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依法治理是时代必然。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亦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我国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但这需要法治的保障。当前在乡村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生态立法不够完备,执法权责模糊,司法能动不足,监督体系不严等问题。因此,未来需要通过强化法治自觉,落实法治行动,深化法治担当,提升法治理念,来完善乡村生态振兴立法体系,严格乡村生态振兴执法规范,发挥乡村生态振兴司法能动性为乡村生态振兴注入新动能提供法治保障。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机理及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法治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由于国家法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其在乡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为民间法弥补国家法的不足提供了广阔空间，应当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为新时期的法治注入新的内涵。“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所肯定的乡村治理路径之一，然而此模式下诸要素之间缺乏明显的位阶关系和凝聚力，其在乡村治理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在“三治结合”基础上进行协同创新，这为“五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出台奠定了基础。重新梳理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以政治作为上位要素进行统合，以智治作为治理体系的支撑，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迫在眉睫。同时在协同治理视域下，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乡村法治人才保障机制为基础，构建乡村法治协同机制，促进乡村法治建设的新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行稳走远保驾护航。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开新与竞合： 乡村振兴中依法治理的传统文化之维

[提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与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在其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势必受到作为新兴思潮的法治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思潮冲击,如何既能保持乡村基本秩序与精神价值稳定,又能真正落实法治乡村建设,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探求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的进路。传统文化“开新”是新儒家希望搭建传统与现代沟通和对话平台的尝试,近代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的变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出新的枝丫,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中国基础、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因此,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空间,实际要提供解决乡村权力格局的现实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治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的冲突、法治运行成本与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冲突的空间;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路径,应坚持国家在传统文化遴选和开新方向上发挥作用;以山东曲阜的“三治结合”为例,探求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竞合,即文化子系统的竞合问题。法治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传统文化的开新不仅包含了儒家,也包含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在传统文化开新遇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一跃的同时,还面临着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竞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家电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国家力量向乡村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渗透方式,即通过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文以＂家电下乡＂政策来理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以及国家是如何以此来建构国家权威的。     

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商鞅“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内容剖析

商鞅＂法治＂思想内涵丰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是历史时代和生活经历影响的结果;其提倡＂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秦国富国强兵、称王称霸,直接目的在于使＂权制独断于君＂;人君（生）而有好恶、明君治国不可须臾忘于法分别是其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和法理基础;赏刑理论是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商鞅在＂赏＂上强调用赏明赏壹赏,在＂刑＂上强调任刑重刑壹刑,赏刑并用,重刑为主。     

西方法治观念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困惑

法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但其实现道路漫长而艰难,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进程的前提和基础。西方法治观念始于梭伦变法,兴盛于近代,以英国的法治理论和德国的法治国理论为代表。法治观念在中国出现于清末,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全面启动法治建设。但同时,中国在法治观念方面存在着法治观念形成趋势、法治全面西化、法治与德治和法治本土化与变法等困惑,对我国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困惑,试图理出解决思路是当务之急。     

法治必以立宪政体盾其后——从“商鞅难题”到“梁启超方案”

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因而强调＂法之必行＂。但《商君书》却发现,＂无使法必行之法＂。特别关键的是,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最终无法解决这一制度难题,这也是传统中国无法解决的制度难题。而梁启超以现代民主立宪思想为武器,找到了＂立宪政体＂这一解决之法,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法治的＂梁启超方案＂。这一方案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必由之路。     

松溪县村民约“法”的实践与思考

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的村民约"法"是对"村规民约"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地域性、权威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在村民约"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传统与创新、任意与规则、德治与法治冲突等问题,需要站在法治的视角,采取合乎现代法治精神的措施,实现村民约"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发展和完善村民约"法"的乡村治理模式。     

法、法治、法治政府范畴的广义性简析

一般狭义把法理解为一套冷冰冰的规则、准则集合,这只理解了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文明方面,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价值、法的精神及相关的理念等精神文明方面。一般狭义把法治理解为“依法办事”等法律意义上的法治,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主治”等社会意义上和价值意义上的法治。一般狭义把法治政府理解为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形式上的法治政府,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的统治或法的治理状态等实质上的法治政府。对以上三个概念进行广义理解,对于把握法治政府的真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德治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在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情感支撑,在增强自治有效性、弥补法治不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德治仍存在一些问题：优秀传统道德观念作用弱化,乡规民约局限性突显,农村道德评价机制不完善,乡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等。因此,必须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重视乡规民约建设,健全道德评议体系,壮大乡村精英队伍等方面下工夫,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传统道德价值的现代性转化,推动乡村善治目标的实现。     

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建设法治乡村"的总体要求,深入分析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提出提升农村各个主体的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建立和完善农村有关法律制度、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对策。     

《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两者在其共同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念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的价值体现,应当用法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促使乡村振兴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贫困状态,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共同富裕是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的法治遵循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乡村优先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及举措是: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目标体系,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