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可去伪存真——评《宋词辨》

谢桃坊先生素以学风严谨、学术胸襟宽广饮誉学林 ,所撰《宋词概论》、《中国词学史》、《中国市民文学史》等专著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 ,沾溉众多的学子。《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出版 ) 是其新作。全书共 30万字 ,由《词学研究》、《宋词评论》和《词林考证》三部分组成。它是谢先生的词学思想荟萃 ,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学术功力和学术睿智。全书的总体特点表现为一个“辨”字。它对长期以来词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辨证、勘误 ,廊清了种种因研究失误而导致的学术迷乱。通过辨析 ,去伪存真 ,使那些争论不休的学术疑团昭然若…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王畅在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中，《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冯其庸先生对这部曹氏宗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谱作为主要依据，写出《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确立了他的曹雪芹祖籍＂辽阳...     

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兼谈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

关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几种说法虽然时间相差不远,但关系到能否定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的问题。本文对几种说法的形成过程、真伪所在,进行了考辨和分析,同意并证明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之说。在这之前,汉武帝在卫绾等人的协助下,已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作者认为,董仲舒不应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老的勋章,也不该戴罪魁的帽子。     

《史记》不是“谤书”

《史记》是“谤书”的骂名由来已久。早在东汉时期的汉明帝即已以官方立场 ,判定这部书“微文讥刺 ,贬损当世 ,非谊士也”。到了东汉末年的王允 ,更是直呼《史记》为“谤书”。《后汉书·蔡邕传》载 :王允诛董卓 ,又欲诛与卓相善的蔡邕 ,邕乞残身以续成汉史 ,王允曰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 ,使作谤书 ,流于后世。”遂杀蔡邕。王允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在官方立场左右下的正统文人对这部书的普遍看法。这以后 ,刘知几、王夫之等视之为“谤书”的更是络绎不绝。针对“《史记》是谤书”这一论题 ,历史上亦出现过不少持反对意见的人物。最早见载…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曹雪芹祖籍问题考论之一

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中,《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冯其庸先生对这部曹氏宗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谱作为主要依据,写出《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确立了他的曹雪芹祖籍“辽阳说”。1990年5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这部曹氏宗谱时,冯其庸先生还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义在“出版说明”中写道:“《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俗称《曹雪芹家谱》)是清同治年间重修时的正式抄本,列举了中国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始祖、祖辈和父辈的世系,是一部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历史文献。”并说:“此谱的历史真实性与曹雪芹的血统关系不容否认,它对于研究曹雪芹家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墨经》“时”、“久”辨

《墨经》中“久”对时间已作了完整、严密的界说,这几乎成了现代治墨者的定论。但总览《墨经》全文,可以发现众人之说竟大谬不然。“久”并非《墨经》所界说之时间,而只是“久”、“时”二者互相发明,从而阐发了时间的一些根本特质。 传统结论所依据的经文是众所周知的: “久,弥异时也。” (《经上》);“久,合古今旦暮。” (《经说上》)。 经文以“时”说“久”,“时”是种概念,“久”是属概念,前者宜从属于后者;然而《经说上》又云;“时,或有久,或无久”,是以“久”说“时”,逻辑从属关系与前相反,这是一个矛盾。     

《九歌》“君”、“灵”辨

<正> 《九歌》称神为“君”。如:《湘君》首句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君,谓湘君。”《大司命》第五句曰:“君回翔兮以下。”王逸在第二句“纷吾乘兮玄云”下注有“吾,谓大司命也”,因之,不言而喻,这里的“君”也是指大司命。朱熹亦谓:“指神。”蒋骥与朱注同。《东皇太一》末句曰:“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神以欢欣,餍饱喜乐。”仍释“君”为“神”。朱熹注:“君,谓神也。”蒋骥亦言:“君谓神。”     

“贾府遭火”辨——《红楼梦论佚》中的一章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八十回后原稿,现在我们是看不到了。但从作者亲友脂砚斋等人在八十回中所加的批语来看,作者不仅基本上已写成全书初稿,而且这些批书人也读到过后面那一部分稿子。因而他们在     

开拓古典“辨读”的新域——《诗品辨读》简评

开拓古典“辨读”的新域———《诗品辨读》简评郑训佐凌惠卿在中国文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是差不多同时出现，并对此后的文学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部文论著作。与《文心雕龙》研究的繁华与丰富相比，《诗品》研究则相对显得冷落与单调，表现出浓厚...     

“咬”辨——读杨朔《雪浪花》札记

《雪浪花》中有个“咬”字用得不同凡响。一个“咬”字就把雪浪花写、“活”了,把老泰山写“神”了,把这篇散文诗化了。文章开始,作者写海景,赞浪花。写景状物,千恣百态。可以说,杨朔同志把浪花的性格、脾     

辨《人间词话》之“真”

真乃《人间词话》之核心王国维《人间词话》最重“境界”,开篇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此“境界”之标举,固超乎流俗,独树一帜,然加细味即可发现,境界乃《人间词话》之主旨,而“真”乃“境界”之核心。正如王氏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这里,境界包含自然景物与主观情感两大要素,然无论景还是情,皆赖一真字,舍真即无所谓     

邓桦《严复的庸俗进化论和不可知论》——载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一、严复是我国近代史上须要研究的思想家之一。作者对严复思想的若干重要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并作出了一些较正确的论证;虽然,似还不够全面、深刻,并有欠妥之处,须进行不断探究。 严复不只是所谓“哈佛三杰”之一,而且是其较突出的高材生。他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和介绍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主义社会学、穆勒名学著称的学者。他是     

宋玉《神女赋》“王”“玉”辨

有清一代，选学名家辈出，于考据、训诂、义理、词章成绩可观，惜仍未能免其百密之一疏。爰就各家所撰有关《神女赋》并序中，“王”字谬改为“玉”之失，逐一探讨、辨析     

《资本论》中的“工资”不是分配范畴吗——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胡培兆同志在《〈资本论〉中的工资不属分配范畴》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工资当作分配范畴来看待。因为马克思从未说过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参与消费资料分配的权利。”“通过交换取得的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转化形式的工资,并不是分配范畴。”对此,笔者谈几点不同看法。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轻重之辨”——《盐铁论》的经济伦理思想意蕴

汉代的“轻重之辨”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对利益问题的两种关注方式即伦理学关注与经济学关注的一次重要交锋 ,它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成为封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之后与法家思想逐渐融合的新走向 ,对后来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