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应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电力产业改革的进程,把研究时间界定为1978～1984和1985～2010两个时段,研究结果表明1978～1984我国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1985～2010则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原因,从短期看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全局DEA框架下SBM模型基础上分解GML指数得到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运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关于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我国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就业率、产业结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严格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对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对我国东中部有负相关影响.     

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金融发展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VAR动态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采用1985-2006年样本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金融效率)、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农业支出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且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滞后负影响;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增长是农村金融效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但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滞后正影响.     

中国经济、城市化和行政管理支出同步高速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文章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行政管理支出之间的动态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经济的增长也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扩张;反向结论不存立.协整关系检验证明: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负相关;行政管理支出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向量误差模型说明:短期内三者都有惯性增长的趋势;除了行政管理支出短期内受城市化水平波动影响外,短期内三变量的相互影响程度不显著,而且对非均衡的校正能力都很弱.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     

中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了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引起教育投资增加的granger原因,教育投资支出仍然对GDP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经济总量的增长会给教育投资支出带来同向的冲击,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支出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和较长期的持续影响效应.但是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较弱,我国教育投资利用率低,教育不公平现象导致的人力资本质量偏低,由此导致教育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消费趋势考量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消费支出与关键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变量Var模型,基于大跨度时间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中国消费支出的关键问题,进而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逻辑着眼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在影响消费支出的因子中影响效应最大.我国消费的关键问题更多还是由我国经济自身的经济特征和特定制度决定的.     

对我国居民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我们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宏观和动态的视角,对我国居民消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说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动态分析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对自身的冲击产生持续响应,居民消费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惯性”特征;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消费的短期冲击是正向的,居民消费对二者的中长期响应均为负;通货膨胀和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冲击持续为负,其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各不相同,而居民消费对它们冲击的响应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消费自身的波动是我国居民消费变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贸易条件、政府支出、经常帐户余额对居民消费波动的贡献要高于其他因素的贡献。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

本文运用1978-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数据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顺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我国1984—2008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和2000～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tata10．0软件对时间序列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得出：贸易顺差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扩大了我国的贸易顺差,但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与贸易顺差的相互影响作用不同。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公平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89-2003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尼系数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的负向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我国政府消费最优规模的确定

文章选取我国1954～2010年的数据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规模(政府消费与GDP之比)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经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规模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取决于两年前的政府规模,政府规模在11.59和13.29之间政府支出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正,反之,政府支出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负.我国政府规模最优值为12.44,当达到最优政府规模时,政府支出增加1％,可使下一年人均GDP增长7.4％.由于目前我国政府规模较大,应该缩小政府消费总量,优化政府消费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及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际最终消费核算简介

<正>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刺激生产、促进投资、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颁布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简称2008年SNA）以及《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中,最终消费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都是反映消费需求的重要指标。最终消费支出强调支出主体,反映“谁花的钱”,     

恩格尔系数计算方法的探讨

十九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在发表一篇关于萨克森王国生产和消费情况的研究报告中,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对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作了以下归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用于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费支出的比重逐渐减少,因此,一个国家居民越贫困,在其收入或支出中用于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大,这一规律被称之为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则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结构相对数.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全部生活费支出这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恩格尔定律能否在中国应用,能否运用恩格尔系数来研究城市人民生活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和分析.有些同志通过研究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的时序变化,认为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有悖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从而否定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在我国的应用,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其原因就在于测量恩格尔系数的方法欠准确,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在控制了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研究了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债券市场发展则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只存在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格兰杰原因.另外,短期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经济的痕迹明显.     

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及治理建议

一、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1、直接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支出膨胀 过量的货币流通引起通货膨胀。过量流通的货币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投资支出膨胀;二是消费支出膨胀。1992～1995年四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高达40～50％,与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极不相称。投资增长过快,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同时,也牵动了消费基金的高增长,按经验数据,固定资产投资额     

自主创新、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转移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自主创新、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增长.且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经济增长拉动技术转移,技术转移进一步拉动自主创新.为此,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能力.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促进三者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经济正在趋向服务化吗?——基于服务业产出、就业、消费和贸易的统计分析

就中国总体及多数省区市而言,经济服务化趋势以名义增加值、就业和消费支出衡量显著提高,以实际增加值衡量并未明显变化,以服务进出口比重衡量则显示出"逆服务化"倾向.服务相对价格指数上升既可解释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比重上升乏力,同时也是导致居民服务支出比重上升的首要因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加上服务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是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较快的主因;中国在服务消费方面已显露出"成本病"迹象.各省区市服务业实际增加值、就业和消费支出比重等经济服务化数据均支持绝对收敛假说,但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比重的收敛速度大于其就业,城市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收敛速度大于农村地区,各地工业化收敛速度大于其服务化收敛速度.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文章基于1978~2011年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数据,使用最新发展的两区制门槛协整模型对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公共卫生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加大公共卫生支出的力度;(2)全国公共卫生总支出同经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的协整关系;(3)公共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对误差修正项的反应存在差异,在区制一时国内生产总值会使得系统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更为严重,而当出现区制二时,国内生产总值会使得系统偏离长期的均衡状态可以实现恢复。     

Gibbs抽样条件下瓦格纳法则的中国有效性研究

 本文在Gibbs抽样条件下,利用我国1952-2006年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瓦格纳法则在中国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具体考察了中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滑变参数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政府公共支出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确定,两者在数量上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其参数在具体形态上呈平滑变参数特征。     

我国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因果检验

文章利用我国1978~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短期内储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但长期内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即经济增长是储蓄的格兰杰原因,高储蓄并不能导致高增长。国际资本流入与储蓄在短期和长期内皆互为因果,但经济增长与国际资本流入之间只存在从前者到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因此,在短期内我国应采取提高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政策以鼓励投资和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但在长期内应将政策重点置于消费引导的经济增长,以此促进国内储蓄与外国资本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