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与国家角色：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两种视角

中国长期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相隔绝 ,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 ,国家利益的实现固然是重要的 ,但认同的获得将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好战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实力有限论”……无疑是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有意中伤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具有的特殊地理条件、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冷战以后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的关注和焦虑。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中国自近代延续至今的课题的思考 ,要求我们不仅具有基于国家层面之上的国家利益分析视角 ,也应具备基于国际体系层面的更宏观的国家角色分析视角 ,从整个国际体系出发依国家角色行事 ,成为国际体系中外交政策可被理解、外交行为可被预期的一员     

美国北极科学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北极事务的科学探索以及对北极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有效应对北极问题的基石,科学外交是国际社会参与北极治理的新形式。为维护北极权益、巩固北极伙伴关系以及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通过发布科学报告、签署科学合作协定、主办国际科学多边会议等方式在北极地区践行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和领域多面化的北极科学外交。美国北极科学外交的开展一方面维护和拓展了其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北极科研活动受制于北极地缘政治竞争态势。面对美国将北极科学外交“工具化”的趋势,中国应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通过开展双轨科学外交,建立北极科研数据中心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研组织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和维护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并推动北极事务的善治。     

21世纪的中国－尼泊尔关系：国家利益的视角

中尼友谊常青的根本原因是双方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从中方看,尼泊尔的发展和稳定与中国西部地区局势和主权完整息息相关,尼泊尔的“转口经济体”战略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互促进,尼泊尔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与国际舞台上与中国相互支持和配合。从尼方看,中国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其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平衡大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为尼泊尔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机遇和外援。影响新时期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包括印度因素、美国因素、尼国内政局的变幻、中尼双边贸易结构的不平衡等。未来的中尼关系仍需严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到态度真诚、政策连贯、因时而变、回应积极。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失衡的2004年日本外交

20 0 4年日本外交处于失衡状态 ,其具体表现有二 :第一 ,威胁观的变化较大 ,但在思想上有待走出重视美国有余、重视联合国和东亚地区不足的误区 ;第二 ,对美外交和对联合国外交的变化幅度较大且进展较快 ,但对东亚地区外交和对华外交的变化幅度则居中。至于对俄外交 ,其变化幅度和进展都不大。日本外交的失衡状态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 2 0 0 5年。     

北极治理论纲:中国学者的视角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因素的进一步推动下,北极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北极治理的目的就在于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并增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具体而言就是处理好以下三对矛盾:即北极资源开发与该地区自然、社会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北极国家的权利主张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类行为体的活动日益频繁与北极治理机制发展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当前,北极的治理一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排他性,但另一方面,北极治理又应当是一个需要全球,特别是域外经济大国参与的包容性治理结构.未来在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这一进程中,中国应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新世纪的中国与多边外交

全球化时代的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决策层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对于不断壮大、受到广泛瞩目的中国又是一个急迫的课题。本文研究了与此相关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分别涉及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的概念与范围 ,多边外交与多边机制的联系 ,多边外交与地区一体化的互动 ,中国外交的成就与缺失 ,中国外交思维的反思与深化 ,中国如何利用多边外交推动自身与周边世界的协作等等。结论是 ,能否恰当运用多边外交 ,既是衡量大国外交风范的标志 ,也是中国走向“合作性崛起”的关键     

北极航道：欧盟的政策目标和外交实践

气候变暖和海冰的快速融化向世界展示了北极航道开发的经济前景。经济上高度依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欧盟对参与北极事务和北极航道开发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也面临着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一定程度的排斥。欧盟充分利用北极多层级治理结构的特点,开展多支点外交,将自身在北极的利益与北极生态环境保护和北极治理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公共产品提供者;同时,以市场和投资为手段使自己成为北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合作者。中国与欧盟在北极事务上具有许多类似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立场,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及对策思考

多边外交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的外交行为和活动.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全面地参与了全球层面、地区层面的多边外交.中国需要加强对多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形成自己的多边外交战略.在参与全球多边外交时,尚需"韬光养晦",但要争取在东亚地区多边机制上尽早"有所作为";在对特定多边机制的参与上应当奉行有条件的多边主义,同时要处理好多边外交中的各种关系.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北极能源开发:效能重构与中国参与

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冲击下,全球能源治理陷入市场原则和非市场化干预的路径博弈,政治共识与权力争夺的目标落差,以及气候安全让位于能源安全议程的多重困境。面对国际油气贸易加速“去俄罗斯化”,以及非市场化措施频繁介入和能源议价权、市场份额争夺持续加剧,俄罗斯尝试拓展北极能源开发的价值效能、权力效能、安全效能和试点效能,通过资源变现增强危机“承载韧性”,发展替代市场提升卖方话语权,强化“能源—航道”发展的正向联动适应新安全态势,打造可再生能源发展试验区。受此影响,中国参与俄北极能源开发合作面临政治和商业场景的全方位变化,而优化互动格局和丰富合作主体,强化技术平台建设并探索可再生能源议程,成为提升中俄北极能源合作潜力的重要内涵,以及适应全球能源秩序变革的切入点。     

基于安全利益:我国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策略研究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视角构建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包括: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国家政治竞争优势、国家军事竞争优势、国家外交竞争优势和国家文化竞争优势。国家综合竞争优势既取决于这五种竞争优势的强弱,同时也取决于这五种竞争优势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的协调程度。提高我国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既要采取提升五种竞争优势发展水平的措施,也要采取密切五种竞争优势之间内在关联关系的措施;提高我国基于相应安全利益的各单项竞争优势,既要采取提升决定各单项竞争优势的相应单项要素的发展水平的措施,也要采取密切各单项要素之间内在关联关系的措施。     

海洋生态安全视域下北极海洋空间规划研究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是指北极海域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平衡、稳定、健康的状态。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和极地人类活动的增多,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和人类利用活动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在北极地区制定海洋空间规划、有效管理极地人类活动成为极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迫切需求。本文在对海洋空间规划涵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厘清了海洋生态安全与北极海洋空间规划的关系,并对北极地区现有的海洋空间规划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探究了当前在北极地区制定和实施海洋空间规划的困境,最后从海洋生态安全的视角提出了完善北极海洋空间规划的建议。     

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博弈的哲学思考

当前,气候变化渐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并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政治、经济焦点之一。各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共享成为各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和底线,也是国际立法操作性的砝码。若综合而前瞻性地看,气候问题的继续升级将打破国家间政治冲突之壁垒,世界各NA~-Jk-会更大程度地力促合作,趋向于“大同”治理。     

制度缺失与家国利益--晚清内务府腐败问题探析

晚清内务府以腐败著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及现实执行的种种缺失,即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监督机制的失效、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的降低及皇室的奢靡与包庇。作为满洲特权的某种象征和代表,腐败不堪的内务府成为时人诟病清室的口实。随着清末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立宪运动的展开,整肃、改革内务府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凸显了当时的满汉矛盾与家国利益冲突。而清室对于内务府腐败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也构成其丧失人心、走向覆亡的一个内在因缘。     

Party Diplomacy during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二战后,随着世界各国政党数量的增加,政党所掌握资源的扩大,政党的影响逐步从国内扩展到国际,政党外交逐渐成为了外交的新形式。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是党的政党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八大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展政党外交尤为瞩目。更重要的,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门邀请国外政党代表团参加的党代会。中共利用召开党的八大这个舞台,积极开展政党外交活动,诚挚邀请了50多个国外政党代表团来华参会,请兄弟政党代表团在八大上进行发言,积极开展党际交流活动,安排到地方进行参观访问等。八大期间的政党外交,既达到了加深友谊、相互交流的目的,也达到了展示新中国、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Judicial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es the Party’s governing system,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ourt system and the procuratorate. Judicial power is neutral, passive, independent and final, features that reflect the irreplaceable nature of its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rowth of judicial power is diachronic, complex and evolutionary, which means that its construction will be a tortuous and difficult process. Give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unctions of judicial power in China and their immediate results, we should fix our gaz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our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by taking checks and balance as the principle in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rights protection as the heart of the ope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harmonious operation as the standard for guaranteeing judicial power, and cultivating legal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supporting judicial power. In optim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tself, we should strengthen its functions of adaptation, integration, goal attainment and latency.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东北亚区域合作 启动应在黑龙江——关于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思考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惟一资源丰富而没有开发的地区 ,目前东北亚经济合作开始升温。区域合作宜采取多层次合作模式。黑龙江处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今年元月在日本新召开的“二○○○年东北亚经济研讨会” ,把日、韩与中国东北地区中小企业经济合作列为重要议题。黑龙江省应率先扩大对外开放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市场主体。通过绥芬河到俄罗斯海参崴的陆海联运大通道是最重要的东北亚交通枢纽。绥芬河市有必要建设物流中心 ,进一步发挥桥梁、枢纽、组织作用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In this era of “liquid modernity,” China faces the dual pressures of external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se dual space-time coordinates,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at makes national identity possible by moving away from its fixation on macro-narratives and concrete micro-analysis of civic or ethnic identity, etc., to focus on meso-analysis. To do this, it is important to allay individuals’ ontological anxiety so that they return to ontological security; to realize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 national centripetal force; and to highlight the functional power of national identity. Both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real-world experience show that national identity cannot play a stable and coherent role on its own, but needs the structural support of three fundamental systems: economic incentives, political values, and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The functional cohesion of these systems provides an effective path to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