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环境下多企业间的产量竞争博弈分析

文章通过引入三角直觉模糊数将逆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模糊化,对模糊环境下多家企业间的产量竞争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构建了Cournot和Stackelberg两种竞争模式下的多企业产量竞争模型,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两种竞争模式下的最优产量;分析了最优产量、市场均衡价格和企业数量的变化对产量的影响.     

R & D合作与非合作时双寡头定价选址博弈分析

文章通过引入一类企业的有效R&D贡献水平函数,根据在R&D阶段是否合作,应用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寡头企业的定价选址问题.通过对两种情行下均衡结果的比较发现,研发不合作时企业的均衡位置是运输率的增函数,而研发合作时企业的均衡位置与运输率无关;研发不合作时的溢出水平与社会福利都比合作时要高,而产业利润前者却小于后者.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量化评估研究——基于边际减排成本视角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受范围经济的启发，本文基于边际减排成本视角构造一种新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量化评估方法，运用该方法对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2006—2018年间，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年均增长2.6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升更加明显，2012—2018年间，年均增长4.41%。在生态优先、降碳优先和能源革命3种情形下，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提升空间可达到29%～43%。本文为量化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为“十四五”时期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参考。     

模糊竞争环境下供应链企业联盟的收益分配策略

文章通过引入三角模糊数将市场需求函数和企业单位成本模糊化,研究了模糊竞争环境下的联盟结构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问题.收益分配方案基于两个阶段:首先,将优先联盟看成单个局中人,运用古诺市场竞争模型将各优先联盟间的Nash均衡解求出,求得各优先联盟的最优模糊利润;其次,用模糊Shapley值在各局中人之间分配优先联盟在竞争中取得的最优模糊利润;最后以汽车供应链中的企业收益分配为例说明该方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双碳”目标下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部门,明晰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是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文章构建我国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以2030年电力部门碳达峰总量控制为目标,以公平、效率、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构建基于CRITIC-TOPSIS方法的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初始配置模型,确定初始分配方案;第二阶段,以提升碳减排效率为指引,基于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ZSG-DEA）对第一阶段得到的初始碳配额进行优化,获得处于效率前沿的改进分配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实现电力碳达峰的碳强度减排压力和碳总量减排压力高度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东部地区电力部门的整体减排压力相对西部地区较大。     

基于区域间贸易矩阵的中国各省区碳排放转移研究

定量测算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及省区间碳排放空间转移量,是科学制定区域减排规划、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文章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建立了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碳排放转移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和省区间调入及调出的碳转移量,为界定各省区在区域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责任及减排配额分配提供参考。     

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制造商自愿减排抉择

为研究在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环境下,未被强制要求减排的制造商在可以自愿加入碳减排的情形下其是否选择加入碳减排的问题,文章建立了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和政府免费碳配额这三个因素时的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证明了制造商愿意加入碳减排时三个因素应满足的条件及其相对重要性.同时得出了制造商单位产品实际碳排放量随各因素变化的规律.最后,用算例对以上规律进行了说明.     

双寡头垄断市场下研发投入竞争的决策选择

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要目的已从降低成本转为提升品质进而刺激产品的市场需求。文章利用线性函数模型,给出了寡头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优策略;在完全信息静态研发投入竞争下,分析了企业以较小的研发投入产生较大利润水平的情况;在完全信息动态研发投入竞争下,得出了领头企业的先动优势以及跟随企业后发优势的条件。文章认为,在研发投入效益类型信息不对称时的动态研发投入竞争下,企业的研发投入数量将会改变,改变的多少取决于在位企业对新进企业研发投入效益类型的判断。     

我国采掘业上市企业随机前沿的技术效率估计

技术效率的估计较早地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相关研究,随后随着计量技术的进步,运用随机前沿方法设定生产函数(或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来实现模型估计,前沿分析主要通过个体生产者的产量、利润或成本等绩效与一定的标准比较来体现。成本前沿函数是在给定要素和产量下可以达到的最小成本的函数,与生产者的最优经济行为(如最大化产出、利润和最小化成本)一致。本文采用我国采掘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两个成本前沿函数的超越对数形式,分别对产出效率和要素效率进行实证测算,并在单方程下利用NLS与MLE两种方法分别实现回归。一、技术效…     

落叶松碳汇造林项目CCER开发成本动态核算研究

从碳交易视角出发,构建中国核证减排量核算机理框架与开发成本评估模型,利用关键信息人访谈、文献资料与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查阅等途径获取的数据参数资料,实证分析了河北省丰宁县落叶松造林项目中国核证减排量开发成本及其动态分布,并探讨了其敏感性。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落叶松造林项目中国核证减排量的开发成本在不同项目期内存在一定差异,在1.5～191.1元/吨之间;造林规模与贴现利率单因素变化,以及一次性开发成本或连续性签发成本多因素联合变化是影响中国核证减排量开发成本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市场条件下中国核证减排量开发成本仍低于碳汇收益。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省域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与成本分担研究

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承诺,基于对中国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和减排成本的预测,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能源消耗等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30个省域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及其成本分担问题。基于各省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其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量进行了分配,基于各省域的二氧化碳消费量对其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担,并计算获得了各省域的补偿成本。研究结果显示: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域应该承担较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任务,广东、山东、江苏等省域应该分担较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而广东、北京、江苏等省域应该向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域进行减排成本补偿。     

私人乘用车节能减排政策效果分析

文章以LEAP系统为工具,把私人乘用车按排量异质分类,模拟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情景并分析其效果。结果发现:现实世界燃油经济性与排量大小非同方向变化;各情景下2020年耗能都会突破百亿吉焦,2021年CO2排放超过8×108t;降低年度行驶里程效果最优,增加节能车占比效果最差;目前供给侧实行的减控政策不能达到既定目标,须鼓励使用端绿色出行。研究认为应综合施行宏微观、供需端多种政策,尤其是控制行驶里程,大力发展纯电动乘用车,防止中高排量区间乘用车净增量占比的增长。     

非线性规划法在我国分区减排中的运用

文章从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动态调整出发,将投入产出法与非线性规划模型结合,探索了如何通过分区减排以实现全国的总量减排目标.通过满足消费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内公平”,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际公平”.结果表明,国家应从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碳转移,以及能源生产力的差异上分配差异化的减排考核目标,使各个地区愿意并且能够完成任务.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基于合作博弈K-S解的供应链批发价格协调机制的实现

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由1个制造商和1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和1个简单的批发价格契约,通过对比该供应链在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条件下不同的利润获得情况后,得出只要销售的商品为正常品,无论该商品是富有弹性还是缺乏弹性,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都将会增加供应链系统利润的结论.然后讨论了作为一个合理的分配机制应具备的条件,通过引入合作博弈条件下讨价还价问题的K-S解作为一个合理分配机制,对双方合作后获得的新增利润进行了分配,分配结果使得双方利润比不合作时均有所提高.     

植入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严格控制CO2排放条件下,研究基于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碳减排路径选择,超额排放的碳源企业在自主减排、碳源企业间排放权调剂和购买森林碳汇碳中和之间决策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设计,使减排成本较高的碳源企业承担起应有的减排责任和排放代价,减排成本较低的碳源企业和森林碳汇供给者获得应有的利益回报,从而达到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在市场机制中实现。这有利于约束碳源企业碳排放行为,激励森林碳汇碳中和行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同与耦合。     

三级供应链协调和利润分配机制研究

基于单个制造商,单个3PL服务提供商和单个销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本文首次通过定量的方法将第三方物流引入到供应链协调中来,利用博弈论方法讨论了制造商,3PL服务提供商和销售商在独立决策和集体决策时各自的定价策略,以及两种不同的决策方法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合作要优于非合作时企业的利润;主导企业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来选择适当的分配因子,从而实现利润的协调。     

公平与效率权衡视角下的我国产业系统碳配额研究

统一碳市场建立后,对于整个产业系统而言,面临着如何将碳排放权在产业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文章在公平与效率权衡的视角下,以公平偏离指数最小化为目标,以国民经济效率指标为约束,建立了公平与效率权衡分配模型,通过计算得到我国2016-2020年“十三五”期间各产业碳排放配额情况,并对我国的产业进行免费配额,深入分析产业系统发展各阶段的配额情况.     

交通成本、企业竞争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文章建立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竞争强度与创新的关系。分析的关键在于对竞争强度和企业创新的界定。本文将前者定义为一个关于消费者购物交通成本的函数,将后者定义为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各自进行研发投入的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意愿的相对强弱与竞争强度并非完全的单调关系。文中同时分析了在不同竞争强度下企业创新决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变动。     

企业研发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激励

本文构建了公共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激励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研发分为两种: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政府或者采取研发补贴或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或者直接对两种形式的研发创新提供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