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

为全面反映居民贫困现状,需要对多个维度的贫困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Alkire等（2008）的等权剥夺矩阵采用了非等权设计,改进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并将基于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统一到一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计算效率。文章利用1997—2006三年的CHNS数据,在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时中国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家庭整体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没有家庭存在5个维度的贫困;维度分解表明饮用水、收入、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亲贫困增长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改进框架

在现有亲贫困增长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发展状况剖析亲贫困增长的类型与内涵,厘清亲贫困增长的研究思路,从贫困缓解、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出发,提出亲贫困增长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建立基于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的亲贫困增长分析矩形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行了探讨和拓展,以期完善和修正中国的亲贫困增长理论和测度方法。     

亲贫困增长测度研究述评

阐述亲贫困增长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目的在于总结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的主要理论成果。有关亲贫困增长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七种,都是从收入增长率变动或贫困指数变动角度进行构建。现有文献研究从收入维来测度亲贫困增长,有关多维度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相应地也可以从多维角度分解经济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目前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都是基于匿名性假定,如何考虑非匿名性情况下的亲贫困增长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Rasch模型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的应用

文章首次将Rasch模型引入中国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中,并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家庭贫困状况差异明显,且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就全国家庭而言,收入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基础设施类维度贫困发生率较低;2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中,Rasch模型具有方便、独立、客观、可预测等优点,其既可用于计算贫困的发生状况,也可用来快速评估个体的贫困程度。     

贫困的三维测度观：贫困测度准则的再思考

本文力图用笔者提出的三维贫困测度观来重新考虑有关贫困水平测度的准则，其要点有：（１）为了表明贫困水平变化的三种状态，Ｓｅｎ氏贫困测度的后两个准则需要作进一步推论。（２）对有关准则在贫困测度中的功能或作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３）由于贫困者人数是直接影响贫困水平的三个基本因素之一，对贫困普遍性的关注也应该作为测度贫困的一条准则；（４）贫困人数关联准则、收入差距关联准则和弱转移准则对应了影响贫困水平的三个基本因素（贫困者人数、贫富收入差距和贫困者收入差异程度），是设计贫困水平测度指标的三个基本准则，所谓贫困的三维测度观，就是指用这三个准则来指导贫困水平的测度；（５）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有关贫困测度的准则往往只能被单独地满足。     

新时期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文章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贫困表现的新特征,制定了考虑家庭规模影响的“小康贫困线”及“三保障”评估的临界值,以识别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于江西省624户农村样本,构建了包含收入标准、三保障标准、食物营养结构、社会关系、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的识别体系,对样本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表明：大多数家庭都是一维贫困,其中,劳动力、收入、精神状况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建档立卡农户贫困贡献率高于非建档立卡农户;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劳动力、健康和教育四个维度的贡献显著。     

从增量的分解看贫困测度指标的性质

本文是在作者的“三维贫困测度观”指导下完成的，是《贫困测度准则再思考》的续篇。根据影响贫困水平变动的基本因素所对应的三个测度准则，本文对国外发展经济学家设计的贫困测度指标进行了分析，作出了新的评价，并对如何使用这些指标提出了个人意见。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

传统的仅用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方法只能提供单一的信息,从多维角度则能够较全面地认识贫困。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和2009年数据,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构造及分解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分解及分析,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灰色关联分位评价方法与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为了提升乡村振兴阶段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准确性,文章聚焦贫困的多维属性,利用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了一类新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多维贫困识别方法。该方法将被测主体视为空间中的几何形状,利用几何特征对比替代传统方法中的双重临界值,降低了临界值选取对识别结果的主观影响,以分位数指标为基础实现了对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同时拓展了灰色关联评价模型,讨论了识别结果的加总与分解,建立了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分布指数与多维贫困深度指数。最后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城市,但是贫困分布和贫困深度差距不大,各贫困维度的贡献率在不同区域和城乡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贫困的多维测度研究述评

贫困与福利问题的定量研究要求尽可能准确地描摹贫困的状态及其程度。传统的单纯考察货币性指标的方法已不适应社会对贫困测度质量的要求,因此包含更多非货币性指标的多维模型应运而生。此类模型多建立在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之上,总体思路是构造综合性的贫困指数,但是研究者所采用的维度与指标设计体系方案以及数学处理方法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文章通过梳理贫困多维测度的有关文献,辨析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他们的优劣进行了评判,为探索更理想的测度模型奠定了基础。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多维视角下农村居民家庭的贫困测度

文章根据AF“双界线”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利用在山东省费县进行的农村居民家庭生计与发展调查得到的小型微观数据,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分解.得到以下结论:家庭多维贫困分解结果与单维贫困测度结果相互印证,这与家庭自身特征及家庭成员特征有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极大的改善了居民家庭的资产状况,而生活水准仍有待于提高;教育、收入仍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卫生设施、饮用水以及慢性疾病的贫困问题仍不能忽视.     

粮价上涨、通货膨胀与城市贫困 —基于两种价格指数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CPI和低收入者CPI两种价格指数，运用贫困指数计算方法，以我国2007年以来价格变化为例，分析了这次主要源自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对城市贫困人口广度和深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在哪种贫困线下，按低收入者CPI统计指标计算的实际影响要比按一般CPI消涨方法得到的结果高出一倍以上。贫困指数对贫困线越敏感，食品价格上涨对贫困的影响就越大。这一现象为政府统计指标的选取、贫困监测和反贫困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直接依据。     

健康在多大程度上引致贫困脆弱性——基于CHNS农村数据的经验分析

贫困脆弱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居民健康水平的下降.在阐述健康引致贫困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CHNS在2000-2009年间追踪调查数据,对贫困脆弱性和健康效用指数HUI进行测度,估计并分析健康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居民健康水平的恶化会使其面临更高的贫困脆弱性,居民健康水平每下降10％,贫困脆弱性大约会上升6％；健康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中,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渠道被证明是相对有效的,而人力资本渠道尽管体现出微弱效应,但尚未在统计上得到显著性验证.因此,制订前瞻性的反贫政策应着眼于建立健康风险防范机制,包括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和重大疾病救助力度,并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以促进其均衡化发展.     

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研究

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框架下,将家庭按非时变特征划分队列,利用队列分解方法识别家庭资产的累积风险冲击,据此构造一种测度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新方法。随后,采用2000—2015年CHNS数据,通过构建资产指数对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进行实证测度,并在队列层面予以分解汇总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收入贫困脆弱性,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更为接近实际的贫困发生率,印证了基于资产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可靠性;年轻组和年老组家庭更脆弱,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最脆弱,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脆弱;脆弱性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但水平效应依然占主导。意味着,在贫困识别过程中应该将家庭资产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且刺激居民家庭资产积累的减贫政策更为关键。     

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贫困减少动态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1980～2005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贫困减少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是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加剧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从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减少贫困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政府利用财政支农作为减少农村贫困的手段,一方面,应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支农政策;另一方面,建立一套综合测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减贫政策目标体系,力争在减贫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